他平时在家里和奶奶说话不客气，嫌她唠叨，嫌她什么都舍不得扔，两个人为了盐放多了还是少了都能争半天，可此刻他每叫一声，都像是在确认一个很小却很重要的东西还没有消失。
县医院的急诊比原既白想象中乱。
有人捂着流血的手坐在长椅上，有孩子高烧哭得满脸通红，护士推着车从人群里穿过去，广播不断叫名字。
奶奶很快被送去做头部检查，父亲在窗口登记、缴费、跑楼上楼下，原既白跟着他，第一次发现“看病”原来并不是医生看一眼那么简单：挂号、抽血、检查、缴费、签字，每一步都有纸，每一张纸上都有很多自己看不懂的词。
父亲从那个铁盒里拿出钱，一张张递进窗口，窗口里面的人点完，很快又递出另一张单子，说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缴。
等检查结果出来时，已经快到中午。
医生把父亲叫进一个小房间，原既白也跟进去，站在门边听。
医生说是脑出血，位置暂时还算不上最危险，但出血量不小，这两天必须密切观察，之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能判断。
父亲问会不会死，问得极直接。
医生停了一下，说目前没有谁敢给保证，先看接下来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
父亲又问以后能不能走路、能不能说话，医生仍然只能回答要看吸收和恢复情况。
原既白站在门口，第一次真正讨厌“看情况”这三个字。
过去他如果问大人一个问题，对方答不出来，他总觉得是因为对方不知道得够多；如果换成懂得更多的人，答案总会清楚一点。
可眼前这个医生显然已经知道很多，知道脑袋里面哪里出了血，知道血压是多少，知道哪些药应该用，仍旧不能告诉他奶奶明天会怎样。
原既白忽然意识到，知识有时候并不会把“不知道”完全赶走，它只能让那个“不知道”的边界变得更清楚。
下午，奶奶被送进监护病房，家属不能一直陪。
父亲坐在走廊塑料椅上，给母亲打电话。
他开始说得很平静，只说“妈住院了，你能回来就回来一趟”，直到母亲在电话那头追问是不是很严重，他才沉默几秒，说医生让做好最坏的准备。
原既白坐在旁边，第一次看见父亲说完一句话以后，把脸低下去很久。
等电话挂掉，父亲从口袋里摸烟，刚叼到嘴里，护士从远处提醒医院不能抽，他又把烟装回去。
那一整个下午，他反复摸了四五次，最终一根也没有点上。
母亲是半夜赶回来的。
她从工厂请了假，换了两趟车，到医院时连包都没来得及放回家。
原既白趴在走廊椅子上睡得迷迷糊糊，听见脚步才醒。
母亲看见父亲以后第一句话便问：“怎么会突然这样？”父亲说其实老人血压一直高，村医以前提醒过，她自己觉得没什么，药也有一顿没一顿地吃。
母亲听完一下火了，问他为什么不早带去医院。
父亲的脸色也很难看，说自己说过多少次都没用，老人不肯，难道绑着来。
两个人声音越说越大，后来母亲说了一句“你天天在家都不知道”，父亲立即回她“你在外面知道得多？”话出口以后，两人同时停住。
原既白坐在长椅尽头，一句话没说。
他知道这两句话都很伤人，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在真正怪对方。
他们只是需要把害怕和后悔往某个地方放，因为如果不怪一个人，就只能接受有些坏事确实会在没有谁故意犯错的情况下发生。
那种感觉可能比责怪谁更加难受。
母亲最后先坐下来，低头抹了一下脸。
父亲也没再说什么，只把检查报告递过去。
两个人肩膀隔着十几厘米，中间放着一只装着医院单据的塑料袋。
原既白看着他们，忽然想到小时候自己一直觉得成年人拥有某种稳定的力量，似乎到了年纪自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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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院的急诊比原既白想象中乱。
有人捂着流血的手坐在长椅上，有孩子高烧哭得满脸通红，护士推着车从人群里穿过去，广播不断叫名字。
奶奶很快被送去做头部检查，父亲在窗口登记、缴费、跑楼上楼下，原既白跟着他，第一次发现“看病”原来并不是医生看一眼那么简单：挂号、抽血、检查、缴费、签字，每一步都有纸，每一张纸上都有很多自己看不懂的词。
父亲从那个铁盒里拿出钱，一张张递进窗口，窗口里面的人点完，很快又递出另一张单子，说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缴。
等检查结果出来时，已经快到中午。
医生把父亲叫进一个小房间，原既白也跟进去，站在门边听。
医生说是脑出血，位置暂时还算不上最危险，但出血量不小，这两天必须密切观察，之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能判断。
父亲问会不会死，问得极直接。
医生停了一下，说目前没有谁敢给保证，先看接下来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
父亲又问以后能不能走路、能不能说话，医生仍然只能回答要看吸收和恢复情况。
原既白站在门口，第一次真正讨厌“看情况”这三个字。
过去他如果问大人一个问题，对方答不出来，他总觉得是因为对方不知道得够多；如果换成懂得更多的人，答案总会清楚一点。
可眼前这个医生显然已经知道很多，知道脑袋里面哪里出了血，知道血压是多少，知道哪些药应该用，仍旧不能告诉他奶奶明天会怎样。
原既白忽然意识到，知识有时候并不会把“不知道”完全赶走，它只能让那个“不知道”的边界变得更清楚。
下午，奶奶被送进监护病房，家属不能一直陪。
父亲坐在走廊塑料椅上，给母亲打电话。
他开始说得很平静，只说“妈住院了，你能回来就回来一趟”，直到母亲在电话那头追问是不是很严重，他才沉默几秒，说医生让做好最坏的准备。
原既白坐在旁边，第一次看见父亲说完一句话以后，把脸低下去很久。
等电话挂掉，父亲从口袋里摸烟，刚叼到嘴里，护士从远处提醒医院不能抽，他又把烟装回去。
那一整个下午，他反复摸了四五次，最终一根也没有点上。
母亲是半夜赶回来的。
她从工厂请了假，换了两趟车，到医院时连包都没来得及放回家。
原既白趴在走廊椅子上睡得迷迷糊糊，听见脚步才醒。
母亲看见父亲以后第一句话便问：“怎么会突然这样？”父亲说其实老人血压一直高，村医以前提醒过，她自己觉得没什么，药也有一顿没一顿地吃。
母亲听完一下火了，问他为什么不早带去医院。
父亲的脸色也很难看，说自己说过多少次都没用，老人不肯，难道绑着来。
两个人声音越说越大，后来母亲说了一句“你天天在家都不知道”，父亲立即回她“你在外面知道得多？”话出口以后，两人同时停住。
原既白坐在长椅尽头，一句话没说。
他知道这两句话都很伤人，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在真正怪对方。
他们只是需要把害怕和后悔往某个地方放，因为如果不怪一个人，就只能接受有些坏事确实会在没有谁故意犯错的情况下发生。
那种感觉可能比责怪谁更加难受。
母亲最后先坐下来，低头抹了一下脸。
父亲也没再说什么，只把检查报告递过去。
两个人肩膀隔着十几厘米，中间放着一只装着医院单据的塑料袋。
原既白看着他们，忽然想到小时候自己一直觉得成年人拥有某种稳定的力量，似乎到了年纪自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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