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遥进a组后的前三个星期，几乎没有再提“国家队”三个字。
那间只有十二张桌子的教室很快把她原先对于“进入更强环境”的浪漫想象磨掉了。
第一次三十七分之后，第二周她拿四十一，第三周又掉到三十四；最高分却始终在七十上下。
更难受的不是分差，而是她渐渐看懂了差距到底在哪里。
有人并不比她更有灵感，却能在两个半小时里稳定地把五六十步推导一层不漏地走完；有人第一眼根本看不出漂亮路径，却会把最笨的办法算到底，然后在最后十分钟把答案交出来。
江遥有时十分钟就看到别人一个小时以后才发现的结构，可再过一个小时，对方已经拿到二十分，她还在一条极漂亮却没有完全闭合的路上来回折腾。
陆徊是最让她难受的一个。
他并不属于那种耀眼得让人绝望的选手，做题速度甚至不算最快，可几乎没有明显短板。
江遥偶尔能在某一道题上比他先看到关键，但整张卷子下来，他总能比她多二三十分。
一次讲评以后，两个人留在教室整理草稿，江遥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很少在一个思路上赌到底。
陆徊想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也赌，后来被教练骂多了，慢慢学会先问：“这条路如果错了，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江遥听完没说什么，晚上却把这句话写进那本黑色笔记本。
她第一次意识到，强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总发生在“谁看得更远”，有时只发生在谁更早知道自己正在走错。
十月下旬，省物理竞赛复赛名单下来，a组十二个人全部参加，b组也有几名成绩好的学生。
省里今年进入全国决赛的名额不多，学校老师没有公开说谁有希望，学生自己却早已把近几年分数线、各校强手和往届名次摸得一清二楚。
江遥当然知道自己作为高二生第一次真正冲省队，概率并不大，可她心里仍旧存在一种很难消除的想法：如果题目恰好适合自己，也许可以。
杜老师显然看出了这种念头，考前最后一堂课没有鼓励，只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话——“不要等适合你的卷子。
卷子不认识你。”
考试当天在省城另一所高中举行。
早上六点半，学校统一大巴出发，车厢里比平时安静得多。
有人戴着耳机睡觉，有人在看公式表，也有人故意说笑，声音却比平时轻。
江遥坐在靠窗的位置，没有带任何笔记，只看着城市从灰蓝色的清晨里一点点亮起来。
经过一个红绿灯时，她手机震了一下，是原既白发来的：“今天？”她回了一个“嗯”。
原既白没有再发“加油”，只拍了一张县一中早操后的操场，塑胶跑道上还有一层薄雾。
江遥看了几秒，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书包。
上午理论考试五个小时。
第一题出来的时候，她反而平静了。
题目不简单，但也没有故意炫技，第一问甚至非常基础。
江遥做完前两题以后状态越来越好，第三题是电磁与运动耦合，她在草稿上绕了二十分钟，忽然找到了一个对称关系，后面的计算一下变得干净。
她写得很快，甚至在第四题开始前抬头看了一眼时钟，发现时间比自己预想宽裕。
那一刻，她产生了一种很危险的感觉：今天也许真的可以。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四题后半。
题目要求讨论一个参数变化后的稳定状态，江遥很快判断出存在两个区间。
她按照近一个月养成的习惯，先写适用条件，再推结论，一切都很规矩。
直到最后代入数值，她得到一个很奇怪的负号。
第一反应是算错，她回去查了一遍；第二遍仍然一样。
时间还剩四十多分钟，最后一道题尚有一小问没做。
江遥本来应该先放下，可那个负号像一根刺，她知道前面某一处一定出了问题，而且直觉告诉她不是小错误。
她重新追了十几行，终于发现自己在转换坐标时把一个方向符号设反，整个后半部分都必须重算。
二十七分钟。
她重新写。
二十一分钟。
旁边已经有人开始翻卷检查。
十五分钟时，她仍然卡在最后一步化简。
那一刻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时间不是一个可以靠“再想一会儿”解决的问题，它在眼前一格一格地消失。
最后一道题的小问还空着，第四题的结果仍未完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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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只有十二张桌子的教室很快把她原先对于“进入更强环境”的浪漫想象磨掉了。
第一次三十七分之后，第二周她拿四十一，第三周又掉到三十四；最高分却始终在七十上下。
更难受的不是分差，而是她渐渐看懂了差距到底在哪里。
有人并不比她更有灵感，却能在两个半小时里稳定地把五六十步推导一层不漏地走完；有人第一眼根本看不出漂亮路径，却会把最笨的办法算到底，然后在最后十分钟把答案交出来。
江遥有时十分钟就看到别人一个小时以后才发现的结构，可再过一个小时，对方已经拿到二十分，她还在一条极漂亮却没有完全闭合的路上来回折腾。
陆徊是最让她难受的一个。
他并不属于那种耀眼得让人绝望的选手，做题速度甚至不算最快，可几乎没有明显短板。
江遥偶尔能在某一道题上比他先看到关键，但整张卷子下来，他总能比她多二三十分。
一次讲评以后，两个人留在教室整理草稿，江遥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很少在一个思路上赌到底。
陆徊想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也赌，后来被教练骂多了，慢慢学会先问：“这条路如果错了，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江遥听完没说什么，晚上却把这句话写进那本黑色笔记本。
她第一次意识到，强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总发生在“谁看得更远”，有时只发生在谁更早知道自己正在走错。
十月下旬，省物理竞赛复赛名单下来，a组十二个人全部参加，b组也有几名成绩好的学生。
省里今年进入全国决赛的名额不多，学校老师没有公开说谁有希望，学生自己却早已把近几年分数线、各校强手和往届名次摸得一清二楚。
江遥当然知道自己作为高二生第一次真正冲省队，概率并不大，可她心里仍旧存在一种很难消除的想法：如果题目恰好适合自己，也许可以。
杜老师显然看出了这种念头，考前最后一堂课没有鼓励，只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话——“不要等适合你的卷子。
卷子不认识你。”
考试当天在省城另一所高中举行。
早上六点半，学校统一大巴出发，车厢里比平时安静得多。
有人戴着耳机睡觉，有人在看公式表，也有人故意说笑，声音却比平时轻。
江遥坐在靠窗的位置，没有带任何笔记，只看着城市从灰蓝色的清晨里一点点亮起来。
经过一个红绿灯时，她手机震了一下，是原既白发来的：“今天？”她回了一个“嗯”。
原既白没有再发“加油”，只拍了一张县一中早操后的操场，塑胶跑道上还有一层薄雾。
江遥看了几秒，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书包。
上午理论考试五个小时。
第一题出来的时候，她反而平静了。
题目不简单，但也没有故意炫技，第一问甚至非常基础。
江遥做完前两题以后状态越来越好，第三题是电磁与运动耦合，她在草稿上绕了二十分钟，忽然找到了一个对称关系，后面的计算一下变得干净。
她写得很快，甚至在第四题开始前抬头看了一眼时钟，发现时间比自己预想宽裕。
那一刻，她产生了一种很危险的感觉：今天也许真的可以。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四题后半。
题目要求讨论一个参数变化后的稳定状态，江遥很快判断出存在两个区间。
她按照近一个月养成的习惯，先写适用条件，再推结论，一切都很规矩。
直到最后代入数值，她得到一个很奇怪的负号。
第一反应是算错，她回去查了一遍；第二遍仍然一样。
时间还剩四十多分钟，最后一道题尚有一小问没做。
江遥本来应该先放下，可那个负号像一根刺，她知道前面某一处一定出了问题，而且直觉告诉她不是小错误。
她重新追了十几行，终于发现自己在转换坐标时把一个方向符号设反，整个后半部分都必须重算。
二十七分钟。
她重新写。
二十一分钟。
旁边已经有人开始翻卷检查。
十五分钟时，她仍然卡在最后一步化简。
那一刻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时间不是一个可以靠“再想一会儿”解决的问题，它在眼前一格一格地消失。
最后一道题的小问还空着，第四题的结果仍未完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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