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遥第二天真的去了b组，而且去得很早。
八点半上课，她八点零五分就到了，教室里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正趴在最后一排补觉。
a组在隔壁，两间教室共用一段走廊，门都开着，她把书包放下时，正好看见陆徊从另一边进去。
陆徊也看见她，停了一下，似乎想过来打招呼，江遥却先低头从包里拿书。
那一瞬间她自己都知道有点幼稚——陆徊第三名不是他的错，甚至他如果故意装作没看见，她可能会更难受。
好在陆徊只是隔着走廊问了一句“昨天那题补出来没有”，江遥说“出来了”，他点点头便进去了，没有安慰，也没有说下次一定行。
她反而舒服了一点。
b组第一堂课仍是杜老师讲力学。
江遥原以为自己会觉得题太简单，真正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老师甚至没有提她那张卷子，只连续出了三道看上去并不难的小题，要求所有人不能只写答案，必须把运动状态为什么成立、什么时候失效、参数在哪些区间切换全部写清楚。
第一题江遥十二分钟就有了方向，却足足用了二十七分钟才把所有条件补完；第二题更糟，她为了不再犯“条件未证”的错误，把每一个边界都检查得过细，最后别人已经做到第三题，她还在第二题中间。
那种感觉比不会做更折磨：过去她嫌自己跳得太快，现在强迫自己每一步都踩实以后，又像忽然被绑住了腿。
下课时，杜老师从她桌边经过，随手翻了一页草稿，只说：“又走到另一头了。”江遥抬头问什么意思，他指了指她密密麻麻写了半页的条件判断，说以前的问题是没检查，现在的问题是恨不得给每一个空气分子写身份证。
周围几个学生笑起来，江遥也想笑，却多少有点恼。
杜老师没继续，只把她草稿最上面一句圈起来：“你真正需要证明的只有这个，剩下那些是你为了让自己安心加的。”江遥盯着那个圈看了一会儿，第一次发现“严密”和“把所有可能都穷尽”也不是一回事。
接下来一个月，她的生活忽然变得非常窄。
白天正常上课，晚自习完成校内作业以后，剩下时间几乎都给了物理。
过去她做题有一个很明显的习惯：碰到喜欢的题会一直追，碰到纯计算、长推导或者实验误差分析则容易失去耐心。
现在她给自己弄了一本很薄的黑色笔记本，不抄漂亮解法，只记自己“本来以为不用做”的东西。
第一页写的是“条件未证”，第二页是“只检查了主分支”，第三页是“量纲最后才看”，第四页则更难看——“知道怎么做，不等于做完”。
写到十几页时，那本东西已经不像错题本，更像一份她自己非常不愿意承认的性格记录。
这种训练最初没有让她变强，反而让她做题速度明显下降。
九月中旬的一次周测，她从b组第五掉到第九，回来以后把卷子摊在宿舍床上看了半小时，发现自己有一道十五分的题明明十分钟能做完，却花了二十四分钟反复检查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参数区间。
她没再像第一次那样去操场跑六圈，只是在群里给原既白发了一张排名截图，把自己的名字圈出来，又在旁边写了一个很小的“9”。
原既白那天正值县一中月考。
他没有问她为什么又掉，只拍了一张自己的数学卷子发过去。
选择题第二题被红笔打了一个很大的叉，题目简单得让江遥看完都不敢相信。
她问：“你故意的？”原既白回，说不是，真的看错了符号。
江遥盯着那道题笑了半天，随后很不厚道地把图片保存下来，说以后如果他再摆出“我早就知道”的样子，就把这张图打印出来贴他背上。
原既白只回：“你敢。”两个人没再聊她的第九名。
第二天江遥重新打开卷子时，那种必须立刻证明自己没有退步的焦躁已经轻了一些。
真正让她重新找到感觉的是实验课。
学校竞赛组每两周有一次实验训练，b组能用到的器材不如a组多，却足够把很多纸面上的聪明弄得很狼狈。
第一次测电阻，江遥读数很快，数据也做得漂亮，最后却因为接线顺序不规范被扣掉一大块；第二次测摆，她嫌别人测十几周期太慢，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减少次数，结果误差大得无法解释。
杜老师没有说她“浮”，只让她和同桌把两套方案都做完，最后把数据并排贴在黑板上。
江遥看见自己的曲线明显比另一组散时，脸有点挂不住，晚上却一个人在实验室又做了两遍。
第三遍结束以后，她忽然发现自己过去最喜欢的是“找到一种更聪明的方法”，可实验并不在乎方法是不是聪明，它只在乎世界到底有没有按你想的那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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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半上课，她八点零五分就到了，教室里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正趴在最后一排补觉。
a组在隔壁，两间教室共用一段走廊，门都开着，她把书包放下时，正好看见陆徊从另一边进去。
陆徊也看见她，停了一下，似乎想过来打招呼，江遥却先低头从包里拿书。
那一瞬间她自己都知道有点幼稚——陆徊第三名不是他的错，甚至他如果故意装作没看见，她可能会更难受。
好在陆徊只是隔着走廊问了一句“昨天那题补出来没有”，江遥说“出来了”，他点点头便进去了，没有安慰，也没有说下次一定行。
她反而舒服了一点。
b组第一堂课仍是杜老师讲力学。
江遥原以为自己会觉得题太简单，真正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老师甚至没有提她那张卷子，只连续出了三道看上去并不难的小题，要求所有人不能只写答案，必须把运动状态为什么成立、什么时候失效、参数在哪些区间切换全部写清楚。
第一题江遥十二分钟就有了方向，却足足用了二十七分钟才把所有条件补完；第二题更糟，她为了不再犯“条件未证”的错误，把每一个边界都检查得过细，最后别人已经做到第三题，她还在第二题中间。
那种感觉比不会做更折磨：过去她嫌自己跳得太快，现在强迫自己每一步都踩实以后，又像忽然被绑住了腿。
下课时，杜老师从她桌边经过，随手翻了一页草稿，只说：“又走到另一头了。”江遥抬头问什么意思，他指了指她密密麻麻写了半页的条件判断，说以前的问题是没检查，现在的问题是恨不得给每一个空气分子写身份证。
周围几个学生笑起来，江遥也想笑，却多少有点恼。
杜老师没继续，只把她草稿最上面一句圈起来：“你真正需要证明的只有这个，剩下那些是你为了让自己安心加的。”江遥盯着那个圈看了一会儿，第一次发现“严密”和“把所有可能都穷尽”也不是一回事。
接下来一个月，她的生活忽然变得非常窄。
白天正常上课，晚自习完成校内作业以后，剩下时间几乎都给了物理。
过去她做题有一个很明显的习惯：碰到喜欢的题会一直追，碰到纯计算、长推导或者实验误差分析则容易失去耐心。
现在她给自己弄了一本很薄的黑色笔记本，不抄漂亮解法，只记自己“本来以为不用做”的东西。
第一页写的是“条件未证”，第二页是“只检查了主分支”，第三页是“量纲最后才看”，第四页则更难看——“知道怎么做，不等于做完”。
写到十几页时，那本东西已经不像错题本，更像一份她自己非常不愿意承认的性格记录。
这种训练最初没有让她变强，反而让她做题速度明显下降。
九月中旬的一次周测，她从b组第五掉到第九，回来以后把卷子摊在宿舍床上看了半小时，发现自己有一道十五分的题明明十分钟能做完，却花了二十四分钟反复检查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参数区间。
她没再像第一次那样去操场跑六圈，只是在群里给原既白发了一张排名截图，把自己的名字圈出来，又在旁边写了一个很小的“9”。
原既白那天正值县一中月考。
他没有问她为什么又掉，只拍了一张自己的数学卷子发过去。
选择题第二题被红笔打了一个很大的叉，题目简单得让江遥看完都不敢相信。
她问：“你故意的？”原既白回，说不是，真的看错了符号。
江遥盯着那道题笑了半天，随后很不厚道地把图片保存下来，说以后如果他再摆出“我早就知道”的样子，就把这张图打印出来贴他背上。
原既白只回：“你敢。”两个人没再聊她的第九名。
第二天江遥重新打开卷子时，那种必须立刻证明自己没有退步的焦躁已经轻了一些。
真正让她重新找到感觉的是实验课。
学校竞赛组每两周有一次实验训练，b组能用到的器材不如a组多，却足够把很多纸面上的聪明弄得很狼狈。
第一次测电阻，江遥读数很快，数据也做得漂亮，最后却因为接线顺序不规范被扣掉一大块；第二次测摆，她嫌别人测十几周期太慢，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减少次数，结果误差大得无法解释。
杜老师没有说她“浮”，只让她和同桌把两套方案都做完，最后把数据并排贴在黑板上。
江遥看见自己的曲线明显比另一组散时，脸有点挂不住，晚上却一个人在实验室又做了两遍。
第三遍结束以后，她忽然发现自己过去最喜欢的是“找到一种更聪明的方法”，可实验并不在乎方法是不是聪明，它只在乎世界到底有没有按你想的那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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