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在位时期，共任用了十二位宰相，其人选构成深刻反映了唐初政权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基础。
除皇子李世民、李元吉外，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刘文静等七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
这一集团自西魏、北周以来便是政治核心，胡汉杂糅，尚武善战，缔造了隋唐两朝。
值得注意的是，除刘文静以军功起家外，其余诸人皆出身显贵家庭，世代簪缨，门第清华。
而窦威、窦抗为太穆皇后从父兄弟，萧瑀为隋炀帝萧皇后之弟，宇文士及为隋驸马、许国公宇文述之子，三人皆为隋唐皇亲，与皇室血脉相连。
封伦（封德彝）出自渤海封氏，为山东士族代表；陈叔达为陈宣帝之子，江南贵族之冠冕；裴矩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为齐隋旧臣，精通西域事务。
在这些宰相中，关陇贵族占据绝对多数，达七人之多，说明关陇贵族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李渊建国主要依靠的是这一集团的支持。
然而细究其任事之实，长期担任宰相、真正执掌政务者却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四人。
裴寂为李渊太原起兵的核心谋士，素被亲待；萧瑀耿直敢言，负有时望；封伦"多揣摩之才"，善于应变；陈叔达"明辩有才学"，谙熟典章。
这一人事安排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此现象之成因，在于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即不多，加以尚武之风炽盛，长于骑射征战，能够经世治国、娴熟文翰者更少。
李渊欲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必然要吸收其他地域、其他集团的人员来参加统治。
由于李渊和唐初统治核心深具门阀观念，重视门第血统，吸收同样具有贵族门阀身份的江南贵族和山东士族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而非寒门庶族。
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百废待兴，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还需要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两大战略区域。
因此，在隋朝就参加过中央政府工作、熟悉政务运作的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份（其妻为独孤氏）的萧瑀就成为最为合适的人选。
这一用人策略既维护了关陇集团的核心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地域势力的参与，体现了李渊政治平衡的高明手腕。
李渊称帝后，鉴于北周、隋季忠臣不敢进谏、暴君独断专行而致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下诏求取直言，较为虚心地接纳统治阶层内部之合理劝谏，力图塑造开明君主的形象。
他将在自己即位后最先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由一县小吏破格提拔为朝廷的治书侍御史，从静。
刘文静与裴寂本为太原起兵的核心谋士，二人齐名，但刘文静自恃才高，轻视裴寂，二人矛盾日深。
刘文静酒后怨言，被妾告发，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力救，执意诛之。
此举不仅使唐朝失去一位能臣，更开了滥杀功臣的恶例，时人冤之。
此外，李渊杀死投降军阀薛仁杲、萧铣、窦建德等人的行为，虽出于政治考量，亦受到了后世的批评。
尤其是窦建德之死，直接导致河北复叛，刘黑闼起兵，祸延数年，可见滥杀降将政策之失当。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
他本人在隋代历任要职，熟悉隋朝官僚体系之运作，深知其中人才济济。
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体现了"用人不疑，唯才是举"的务实态度。
如裴矩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精通西域事务，撰有《西域图记》，李渊仍委以重任，使其继续主持西域事务；宇文士及为隋室驸马，入唐后历任中书令、殿中监等职，备见亲待；封德彝"明练吏职，甚有能名"，在隋代即以干练著称，入唐后更是"揣摩上旨"，深得李渊信任。
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典章制度迅速完善，行政效率显著提高。
李渊这一"旧臣新用"的策略，既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又充分利用了现有人才资源，减少了开国初期的政治震荡。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深刻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
此一制度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堵塞了寒素人才的进身之路，加剧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李渊毅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并有所发展完善。
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这成为唐朝正式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
明经科主要考试经义，以记诵为主；秀才科考试方略策，标准甚高，不久即废；俊士科为州县贡举之士；进士科考试诗赋、时务策，最为时人所重。
诸科之中，进士科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士人竞逐的华选，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谚。
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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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皇子李世民、李元吉外，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刘文静等七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
这一集团自西魏、北周以来便是政治核心，胡汉杂糅，尚武善战，缔造了隋唐两朝。
值得注意的是，除刘文静以军功起家外，其余诸人皆出身显贵家庭，世代簪缨，门第清华。
而窦威、窦抗为太穆皇后从父兄弟，萧瑀为隋炀帝萧皇后之弟，宇文士及为隋驸马、许国公宇文述之子，三人皆为隋唐皇亲，与皇室血脉相连。
封伦（封德彝）出自渤海封氏，为山东士族代表；陈叔达为陈宣帝之子，江南贵族之冠冕；裴矩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为齐隋旧臣，精通西域事务。
在这些宰相中，关陇贵族占据绝对多数，达七人之多，说明关陇贵族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李渊建国主要依靠的是这一集团的支持。
然而细究其任事之实，长期担任宰相、真正执掌政务者却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四人。
裴寂为李渊太原起兵的核心谋士，素被亲待；萧瑀耿直敢言，负有时望；封伦"多揣摩之才"，善于应变；陈叔达"明辩有才学"，谙熟典章。
这一人事安排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此现象之成因，在于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即不多，加以尚武之风炽盛，长于骑射征战，能够经世治国、娴熟文翰者更少。
李渊欲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必然要吸收其他地域、其他集团的人员来参加统治。
由于李渊和唐初统治核心深具门阀观念，重视门第血统，吸收同样具有贵族门阀身份的江南贵族和山东士族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而非寒门庶族。
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百废待兴，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还需要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两大战略区域。
因此，在隋朝就参加过中央政府工作、熟悉政务运作的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份（其妻为独孤氏）的萧瑀就成为最为合适的人选。
这一用人策略既维护了关陇集团的核心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地域势力的参与，体现了李渊政治平衡的高明手腕。
李渊称帝后，鉴于北周、隋季忠臣不敢进谏、暴君独断专行而致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下诏求取直言，较为虚心地接纳统治阶层内部之合理劝谏，力图塑造开明君主的形象。
他将在自己即位后最先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由一县小吏破格提拔为朝廷的治书侍御史，从静。
刘文静与裴寂本为太原起兵的核心谋士，二人齐名，但刘文静自恃才高，轻视裴寂，二人矛盾日深。
刘文静酒后怨言，被妾告发，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力救，执意诛之。
此举不仅使唐朝失去一位能臣，更开了滥杀功臣的恶例，时人冤之。
此外，李渊杀死投降军阀薛仁杲、萧铣、窦建德等人的行为，虽出于政治考量，亦受到了后世的批评。
尤其是窦建德之死，直接导致河北复叛，刘黑闼起兵，祸延数年，可见滥杀降将政策之失当。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
他本人在隋代历任要职，熟悉隋朝官僚体系之运作，深知其中人才济济。
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体现了"用人不疑，唯才是举"的务实态度。
如裴矩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精通西域事务，撰有《西域图记》，李渊仍委以重任，使其继续主持西域事务；宇文士及为隋室驸马，入唐后历任中书令、殿中监等职，备见亲待；封德彝"明练吏职，甚有能名"，在隋代即以干练著称，入唐后更是"揣摩上旨"，深得李渊信任。
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典章制度迅速完善，行政效率显著提高。
李渊这一"旧臣新用"的策略，既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又充分利用了现有人才资源，减少了开国初期的政治震荡。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深刻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
此一制度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堵塞了寒素人才的进身之路，加剧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李渊毅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并有所发展完善。
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这成为唐朝正式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
明经科主要考试经义，以记诵为主；秀才科考试方略策，标准甚高，不久即废；俊士科为州县贡举之士；进士科考试诗赋、时务策，最为时人所重。
诸科之中，进士科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士人竞逐的华选，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谚。
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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