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
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
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
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
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
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
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
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
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
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
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
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
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愧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负了我的人。”
这些话我请他笔记下来，他很勉强地用铅笔来在随便一张纸头上写出了，但不肯签名。
不过，尽管不签名，尽管用铅笔，这总算是他自己的亲笔文件了。
四
就和毁坏一个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样，解散一个组织当然也是很容易的。
没有费上半天工夫，整个方面军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员都一律遣散了。
但只剩下四个人决定在当晚一同赶到南昌去。
这四个人是谁呢？
便是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和我。
一氓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翰笙和龚彬是属于四军和十一军的军政治部的，职分我记不清楚了。
我们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聚齐。
此外还带了两位勤务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
这两位勤务兵的姓名，我也记不清楚了。
戒严令是很严厉的，六点过后街上已经很少行人，车辆不用说更不能通行了。
街头隔不几十步便有哨兵站岗，枪头戴上刺刀，如临大敌。
我们依然是穿着军服的，在天光还不十分暗淡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行无阻。
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
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
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突然把担子放下，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流着眼泪，向我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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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
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
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
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
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
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
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
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
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
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
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
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愧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负了我的人。”
这些话我请他笔记下来，他很勉强地用铅笔来在随便一张纸头上写出了，但不肯签名。
不过，尽管不签名，尽管用铅笔，这总算是他自己的亲笔文件了。
四
就和毁坏一个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样，解散一个组织当然也是很容易的。
没有费上半天工夫，整个方面军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员都一律遣散了。
但只剩下四个人决定在当晚一同赶到南昌去。
这四个人是谁呢？
便是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和我。
一氓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翰笙和龚彬是属于四军和十一军的军政治部的，职分我记不清楚了。
我们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聚齐。
此外还带了两位勤务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
这两位勤务兵的姓名，我也记不清楚了。
戒严令是很严厉的，六点过后街上已经很少行人，车辆不用说更不能通行了。
街头隔不几十步便有哨兵站岗，枪头戴上刺刀，如临大敌。
我们依然是穿着军服的，在天光还不十分暗淡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行无阻。
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
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
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突然把担子放下，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流着眼泪，向我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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