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呱呱坠地时起，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的开始。
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
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
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为“绥山山馆”，先生姓沈字焕章，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
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数在十人上下。
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拿程度来说，却是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
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
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
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
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
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拉伯数字的草书，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而且算数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
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
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
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
点读《御批通鉴》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
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
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
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
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
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
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岁纯洁无垢的新少年。
课程也极其零乱，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
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
我是乡下人，年纪轻，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学生们欺负。
第一学期的成绩最优，老学生们嫉妒，发生撕榜风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
先生们不能制止，反而屈服。
因我在端午节曾请假数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总平均分数压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风潮平息下去了。
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
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国文、讲经、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
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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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
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
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为“绥山山馆”，先生姓沈字焕章，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
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数在十人上下。
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拿程度来说，却是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
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
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
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
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
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拉伯数字的草书，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而且算数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
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
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
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
点读《御批通鉴》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
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
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
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
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
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
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岁纯洁无垢的新少年。
课程也极其零乱，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
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
我是乡下人，年纪轻，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学生们欺负。
第一学期的成绩最优，老学生们嫉妒，发生撕榜风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
先生们不能制止，反而屈服。
因我在端午节曾请假数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总平均分数压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风潮平息下去了。
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
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国文、讲经、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
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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