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姐姐拎着一个包袱走出家门。
她回过头，对我说：“旭儿，姐过几天就回来。”
她笑了，笑得很安静。
我却赌气地背过身，没有冲她笑。
姐姐离家之后，家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变轻了。
灶膛是冷的，院子是空的，墙角的柴堆半个月不见矮。
我坐在堂屋那张竹凳上，时常会觉得她还在灶台前弯着腰生火，回头喊我“旭儿，来帮姐搭把手”。
可屋里除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
她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但她每个月才回来一趟。
到了日子，我就站在土路口那棵老树下面等。
远远看见她的身影出现在土路的尽头，我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她会带一包芝麻糖，一双布鞋，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票子。
她坐下来，看看屋里，说“柴不够了”“米缸快见底了”“你的衣裳又短了一截”。
她从来不说自己在温家如何，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
“温家那么大的宅子，我能累着哪样嘛。”她这样说，我就不好再问了。
后来她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再后来，半年也不见她的人影。
信倒是来过几封，都是托人捎的。
信封上她的字迹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像是怕写歪一个字我就看不懂。
信里大多是说她过得很好的话，末尾署着“姐沐昭字”。
我捏着那几张纸，总觉得纸上有一股潮气，像她那双长年泡在水里的手。
我一个人守在家里，白天上山砍柴，晚上躺在那张旧床上盯着房梁发愣。
那时候我十八岁，已经是一个能扛起两百斤柴火的成年人了。
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同一件事：姐姐是因为这个家、因为我，才出去的。
如果这个家能好起来，如果我不再需要她照顾，她是不是就能早点回家了？
可我一个种地的后生，有什么本事能让这个家好起来呢？
我数了一遍我身上有的东西——
一副能扛能打的身子骨，一双磨出老茧的手，一个在镇上念过几年书的脑子，还有一腔不知道往哪使的力气。
那年冬至，姐姐难得回来了一趟。
她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堂屋里就着煤油灯补一件破衣裳。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屋里空荡荡的四壁，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她说：“旭儿，你咋瘦成这样？”
我说：“没有，我好着呢。”
她放下包袱，要去灶台生火给我做饭。
我拦住她，让她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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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过头，对我说：“旭儿，姐过几天就回来。”
她笑了，笑得很安静。
我却赌气地背过身，没有冲她笑。
姐姐离家之后，家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变轻了。
灶膛是冷的，院子是空的，墙角的柴堆半个月不见矮。
我坐在堂屋那张竹凳上，时常会觉得她还在灶台前弯着腰生火，回头喊我“旭儿，来帮姐搭把手”。
可屋里除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
她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但她每个月才回来一趟。
到了日子，我就站在土路口那棵老树下面等。
远远看见她的身影出现在土路的尽头，我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她会带一包芝麻糖，一双布鞋，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票子。
她坐下来，看看屋里，说“柴不够了”“米缸快见底了”“你的衣裳又短了一截”。
她从来不说自己在温家如何，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
“温家那么大的宅子，我能累着哪样嘛。”她这样说，我就不好再问了。
后来她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再后来，半年也不见她的人影。
信倒是来过几封，都是托人捎的。
信封上她的字迹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像是怕写歪一个字我就看不懂。
信里大多是说她过得很好的话，末尾署着“姐沐昭字”。
我捏着那几张纸，总觉得纸上有一股潮气，像她那双长年泡在水里的手。
我一个人守在家里，白天上山砍柴，晚上躺在那张旧床上盯着房梁发愣。
那时候我十八岁，已经是一个能扛起两百斤柴火的成年人了。
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同一件事：姐姐是因为这个家、因为我，才出去的。
如果这个家能好起来，如果我不再需要她照顾，她是不是就能早点回家了？
可我一个种地的后生，有什么本事能让这个家好起来呢？
我数了一遍我身上有的东西——
一副能扛能打的身子骨，一双磨出老茧的手，一个在镇上念过几年书的脑子，还有一腔不知道往哪使的力气。
那年冬至，姐姐难得回来了一趟。
她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堂屋里就着煤油灯补一件破衣裳。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屋里空荡荡的四壁，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她说：“旭儿，你咋瘦成这样？”
我说：“没有，我好着呢。”
她放下包袱，要去灶台生火给我做饭。
我拦住她，让她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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