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我为什么写作（1/2）
如果没人问我，还真想不起为何要写作来，就像农民一般想不起为何要种地，工人为何要做工一样。
不种地、不做工吃什么？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可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又觉得任何写作者都不是天生就会写作的，还是有一个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问题。
如今想来，我好像少年时候即做起了作家梦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大姐在初级社干社长，家里经常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
她来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但别的事情她也管，像两口子打架或婆媳不和了，谁家的鸡丢了，那家的老娘们儿出来骂大街了，她要听见或遇见一般都会去劝。
她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里面，有一条是在地瓜育苗的时候将地瓜先放到六十度的温水里泡一下，庄上的人就怀疑，说那还不烫毁了个球的？
还六十度呢，又不是烧酒！
她即一遍遍地给他们讲解、示范。
她这个办法还真行，待秋后一看，那地瓜还真是长得格外大，也没黑斑病，人们遂叫她六十度c。
庄上再有人吵架的时候，旁边的人只要一说六十度c过来了，你俩别吵了，一般也挺管用。
她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
你觉得沾上些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美丽似的。
我大姐就说，她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呢，毛**不是说吗？
农民的腿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可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些？
她是按这话做的定了。
此后的几年里，她每年都要来个五六趟。
每次来也都带些小人书给我。
我知道那些小动物能说话的书叫童话，而写这些书的人叫作家，就是从她那里听说的。
她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个作家。
她本人也经常写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类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做《农业知识》的杂志上。
有一次她得稿费三元整，还买了些香蕉给我们吃。
我那是第一次吃那玩意儿。
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货币要好听，含金量也格外高似的。
咱一边吃着就一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至少能像她那样，也用稿费买点香蕉什么的。
我后来知道，该同志是金陵大学的肄业生，是一九四八年从南京跑到沂蒙山解放区来的。
当时光知道她叫六十度c，具体叫什么名字还真忘了。
但她要咱将来当个作家的话却记住了。
漂亮女人的话总是让人记得格外牢，她们的启示也格外有权威。
打那之后，我即思谋着将来当个作家，就像如今踢足球和学电脑一样，从娃娃抓起，从现在做起。
我打初中就开始有意识地积累词汇，见到些好词儿就记到小本本儿上，还学着来点风景描写什么的。
若干年后，当我真正写起小说来想拿给她看看的时候，却不知她到哪里去了。
在那样的一种蓄谋已久、孜孜以求的心态底下，我一直觉得革命文艺工作者比一般的革命者要好听，甚至比先进工作者也好听。
尽管后来的“文革”中他们一般都受了些或大或小的磨难，可我还是痴心不改。
比方说，我们学校的个老师因先前发表过几首四句一首的那种小诗，“文革”中挨了斗，我还是对他挺羡慕，觉得因这个挨斗还是要比偷鸡摸狗光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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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种地、不做工吃什么？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可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又觉得任何写作者都不是天生就会写作的，还是有一个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问题。
如今想来，我好像少年时候即做起了作家梦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大姐在初级社干社长，家里经常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
她来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但别的事情她也管，像两口子打架或婆媳不和了，谁家的鸡丢了，那家的老娘们儿出来骂大街了，她要听见或遇见一般都会去劝。
她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里面，有一条是在地瓜育苗的时候将地瓜先放到六十度的温水里泡一下，庄上的人就怀疑，说那还不烫毁了个球的？
还六十度呢，又不是烧酒！
她即一遍遍地给他们讲解、示范。
她这个办法还真行，待秋后一看，那地瓜还真是长得格外大，也没黑斑病，人们遂叫她六十度c。
庄上再有人吵架的时候，旁边的人只要一说六十度c过来了，你俩别吵了，一般也挺管用。
她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
你觉得沾上些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美丽似的。
我大姐就说，她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呢，毛**不是说吗？
农民的腿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可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些？
她是按这话做的定了。
此后的几年里，她每年都要来个五六趟。
每次来也都带些小人书给我。
我知道那些小动物能说话的书叫童话，而写这些书的人叫作家，就是从她那里听说的。
她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个作家。
她本人也经常写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类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做《农业知识》的杂志上。
有一次她得稿费三元整，还买了些香蕉给我们吃。
我那是第一次吃那玩意儿。
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货币要好听，含金量也格外高似的。
咱一边吃着就一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至少能像她那样，也用稿费买点香蕉什么的。
我后来知道，该同志是金陵大学的肄业生，是一九四八年从南京跑到沂蒙山解放区来的。
当时光知道她叫六十度c，具体叫什么名字还真忘了。
但她要咱将来当个作家的话却记住了。
漂亮女人的话总是让人记得格外牢，她们的启示也格外有权威。
打那之后，我即思谋着将来当个作家，就像如今踢足球和学电脑一样，从娃娃抓起，从现在做起。
我打初中就开始有意识地积累词汇，见到些好词儿就记到小本本儿上，还学着来点风景描写什么的。
若干年后，当我真正写起小说来想拿给她看看的时候，却不知她到哪里去了。
在那样的一种蓄谋已久、孜孜以求的心态底下，我一直觉得革命文艺工作者比一般的革命者要好听，甚至比先进工作者也好听。
尽管后来的“文革”中他们一般都受了些或大或小的磨难，可我还是痴心不改。
比方说，我们学校的个老师因先前发表过几首四句一首的那种小诗，“文革”中挨了斗，我还是对他挺羡慕，觉得因这个挨斗还是要比偷鸡摸狗光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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