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三十年前正十八（1/2）
母校建校四十周年，余高中毕业也已三十年矣。
三十年前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我年龄刚十八，青春正焕发，生活较困难，学习却不错；当然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什么的。
我是一九六三年进入沂源一中读高中的。
凡是叫一中的学校都不错，生源也好，师资也棒。
这是因为县里面的一中一般都是全县招生，选择的余地大。
而整个六十年代的上半叶，一大批省内外的大学生或因又红又专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或因学业很好但出身有问题被分配到那里去，沂蒙山区各县的一中就都集中了一批至少业务上很不错的知识分子。
像教我那一级的老师，就有刘嵩善、魏建华、王兆林、徐蕴若、玄恩桐、路应逵等（如由于我的疏忽，没有提到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敬请原谅，并非由于其它原因，此文也不具有任何表扬意义）。
他们真正是为沂蒙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做出了贡献的。
我们那一级在本校叫五级，两个班。
入学时每个班45名学生，待到高三，就只剩下三十六七个了。
原因大都因为家庭困难，或因缴不起学杂费，或家庭里面需要他这个劳力，中途退学了不少。
我曾在一组叫做《老三届们的歌》的系列短篇中，提到大部分学生都要背着煎饼卷、提着咸菜罐，步行六七十里地去上学，还有的学生放学时需捎一独轮车酒糟回家，都是真实的。
我特别想说的是当时的一种气氛、一种心态。
教语文的王兆林老师是特别能制造紧张的学习空气的，他在一班说二班的同学刻苦用功，下了课还呆在教室里学习，赶都赶不出去。
到了二班再说一班好，也是赶都赶不出去那一套。
让你觉得下了课不呆在教室里是一种耻辱。
而刘嵩善、魏建华老师则不时地要油印一些数学参考题让你做，完了再没完没了地讲解、演算；上海籍的徐蕴若老师则是明显地表现出对学习好的偏爱、对学习差些的冷淡，甚至连讽加刺了……你觉得这帮人是非让你考上大学不可的。
我后来知道，我们县的教育局还真是把宝儿押在了这些老师身上。
此前的几届升学率低得可怜，这一届他们决心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们就在那样的一种气氛里面作人生的一搏，做最后的冲刺。
我们没完没了地进行摸底或模拟考试，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我们紧张，我们疲惫，我们暗暗地较劲。
而此时的政治气候，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
报纸上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接着就批“三家村”，还有先前闻所未闻的这个倒了那个挨批了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
它将我们人性中好斗的一面给调动起来，逮着个机会即想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一番“反修防修”。
让我举一个例子（因时间久远，细节不一定准确，但本质的真实是有的）：
整个“文革”之前，外语还不是主课。
高考的时候也考外语，但只作为参考分。
因此上，高中三年，每个星期六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就都是俄语。
一些离家远的同学就可以不上，提前回去了。
上俄语课比上别的课多一道程序，就是老师进了教室全体同学起立之后，需用俄语来一句老师好，叫斯得拉福斯特维介乌其介里，若老师是女的，还需在后边加上个“你擦”。
有一次我们刚喊完了那一套，还没等坐下，门外就窜进来个同学。
他外号嘟噜王，干任何事儿都喜欢一边干着一边嘟囔。
他弯着个腰一进门儿就说是，操它的，忘了拿咸菜罐儿了。
作者联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面是将罐叫缶的，即起哄道，嗬，忘了拿咸菜缶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拿，你是干什么吃的？
哈地一阵大笑。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三十年前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我年龄刚十八，青春正焕发，生活较困难，学习却不错；当然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什么的。
我是一九六三年进入沂源一中读高中的。
凡是叫一中的学校都不错，生源也好，师资也棒。
这是因为县里面的一中一般都是全县招生，选择的余地大。
而整个六十年代的上半叶，一大批省内外的大学生或因又红又专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或因学业很好但出身有问题被分配到那里去，沂蒙山区各县的一中就都集中了一批至少业务上很不错的知识分子。
像教我那一级的老师，就有刘嵩善、魏建华、王兆林、徐蕴若、玄恩桐、路应逵等（如由于我的疏忽，没有提到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敬请原谅，并非由于其它原因，此文也不具有任何表扬意义）。
他们真正是为沂蒙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做出了贡献的。
我们那一级在本校叫五级，两个班。
入学时每个班45名学生，待到高三，就只剩下三十六七个了。
原因大都因为家庭困难，或因缴不起学杂费，或家庭里面需要他这个劳力，中途退学了不少。
我曾在一组叫做《老三届们的歌》的系列短篇中，提到大部分学生都要背着煎饼卷、提着咸菜罐，步行六七十里地去上学，还有的学生放学时需捎一独轮车酒糟回家，都是真实的。
我特别想说的是当时的一种气氛、一种心态。
教语文的王兆林老师是特别能制造紧张的学习空气的，他在一班说二班的同学刻苦用功，下了课还呆在教室里学习，赶都赶不出去。
到了二班再说一班好，也是赶都赶不出去那一套。
让你觉得下了课不呆在教室里是一种耻辱。
而刘嵩善、魏建华老师则不时地要油印一些数学参考题让你做，完了再没完没了地讲解、演算；上海籍的徐蕴若老师则是明显地表现出对学习好的偏爱、对学习差些的冷淡，甚至连讽加刺了……你觉得这帮人是非让你考上大学不可的。
我后来知道，我们县的教育局还真是把宝儿押在了这些老师身上。
此前的几届升学率低得可怜，这一届他们决心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们就在那样的一种气氛里面作人生的一搏，做最后的冲刺。
我们没完没了地进行摸底或模拟考试，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我们紧张，我们疲惫，我们暗暗地较劲。
而此时的政治气候，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
报纸上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接着就批“三家村”，还有先前闻所未闻的这个倒了那个挨批了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
它将我们人性中好斗的一面给调动起来，逮着个机会即想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一番“反修防修”。
让我举一个例子（因时间久远，细节不一定准确，但本质的真实是有的）：
整个“文革”之前，外语还不是主课。
高考的时候也考外语，但只作为参考分。
因此上，高中三年，每个星期六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就都是俄语。
一些离家远的同学就可以不上，提前回去了。
上俄语课比上别的课多一道程序，就是老师进了教室全体同学起立之后，需用俄语来一句老师好，叫斯得拉福斯特维介乌其介里，若老师是女的，还需在后边加上个“你擦”。
有一次我们刚喊完了那一套，还没等坐下，门外就窜进来个同学。
他外号嘟噜王，干任何事儿都喜欢一边干着一边嘟囔。
他弯着个腰一进门儿就说是，操它的，忘了拿咸菜罐儿了。
作者联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面是将罐叫缶的，即起哄道，嗬，忘了拿咸菜缶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拿，你是干什么吃的？
哈地一阵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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