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伤，诏迁一官，赐绢50匹，宋廷常以抚恤的名义对受伤官员予以嘉奖。
在登录军功时，受伤士兵还享有优先权。
如宋真宗朝平定叛卒刘吁后，按惯例以首级论功赏，而左谏议大夫张咏先录受伤兵士之功，其次为斩获首级者。
「是时军情仰公赏罚至当，相顾欢跃」。
张咏认为以士兵伤情作为登录军功的首要标准更符合战前军情，因此受到官兵拥戴。
剌探敌方军情可获酬奖。」宋太宗朝知制浩田锡认为刺探军情非常重要，「狄中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
几国与匈奴为仇？
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
间课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即用重赏募得间谋，离间藩国，使其互相征伐，交相侵害，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苏辙也以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认为应高度重视对敌情的获取，重赏刺探情报之人。
宋廷专门制定有报告敌情的赏格，宋仁宗庆历七年因西夏军队不时扰边，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缘边蕃汉户有能先期来告者，与优赏之，仍定赏格以闻」。
宋廷还曾设立了奖励探报者的专项资金，如宋神宗元丰元年，专门划拨给熙河经略司一笔经费，《作为刺探军情的费用。
最初因赏赐过轻，探报多有不实。
「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探报者并不用心刺探敌情，「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于酬赏，全然微薄，以致规逻之人，不肯探伺」。
故宋哲宗元祐七年规定陕西、河东经略司以封桩或军赏钱物作为赏赍来源，根据情报的实际价值确定酬金，较之以前有所提髙。
宋朝军功赏格中规定「规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探报若有助于战况发展，击败敌人，则赏赐更厚，「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者还可视为奇功。
宋廷通过教阅评定军士的武艺高下，并重点奖励高强精进者。
北宋初期皇帝常亲临教阅，尤胜者按等级升迁，不过当时还未见有较为细密的教阅法。
北宋中期以后教阅法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广，宋仁宗庆历年间，韩椅在狭西设立弓弯挽强、踏硬、射亲格，每年分春秋两次教阅，被推广至其他各路。
宋朝教阅法多具有针对性，依地域、兵种而定。
如熙宁元年颁布河北诸军教阅法，五年四月设立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殿最法，五月设立幵封府界诸县教阅法，七年王安石建议设立御前阅试法，教阅五路诸军，希望通过赏罚制度淘汰怯懦体弱之员，奖励武艺精湛之士，「使一路皆为精兵」。
元丰四年，除设立首级、轻重伤等赏格外，还将几十种难以明确归类的战功分为五等，称为五等杂功，以考察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为准。
所谓「杂功」可谓名副其实，如按期输送军粮、阴阳官占卜应验均可列为三等杂功，军医探取箭头、治愈伤员列为四等杂功，急脚子及时传送机密文字，兽医医治军马同列为五等杂功。
南宋军赏名目颇多，有川广买马赏、两淮捉获私渡赏、人户起发海船赏、军兵防托海道赏、诸州军造铁甲赏、土豪召募强壮赏等。
宋代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评议与管理军功的系统，包括战果的总结、上报、确认、审核、勘验、行赏等各个环节。
每次战役结束后，官兵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大概莫过于功赏的推行，而朝廷所关注的也是如何总结战果，奖赏勇敢善战之辈，惩罚胆小怯懦之人，赏罚得当才能激励将士取得更佳战果。
宋朝还有所谓的「功过簿」、「功罪簿」，宋仁宗嘉祐六年始，要求诸军把将士功过随时登录在册籍上，称为「随军功过簿」，作为军士迁补的依据。
宋高宗建炎四年规定每有战争，枢密院即给印薄一面，号称「功罪簿」，授给将臣，凡有功过，均记录在簿上。
奏功之日，即将功罪簿缴纳给枢密院。
「功过簿」、「功罪簿」应是上报功状的主要来源之一。
为避免虚报战果，宋廷对功状的总结和上报加大监督和审核力度。
由军队总结战果，书写功状，上报者多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夸大战绩，而尽可能地隐瞒或淡化败绩。
北宋初年尚未有较为严密的审核制度，功状上报后朝廷多派内侍核实。
单凭个人力量监督，易于掺杂主观因素，弄虚作假。
北宋中期以后冒赏现象愈益突出，宋廷出台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宋神宗熙宁元年，朝廷要求陕西沿边诸路的功状须与事实相符，「结罪保明以闻」，即要求相关人员对功状进行担保，并承担法律责任，若功状与事实不符则对担保者予以论处。
宋朝还利用告赏法加强监控力度。
熙宁元年」诏令环庆经略司：「如有诸色人潜行贿赂于兵官、战士处，收买首级虏获，或称临阵得力之类，妄係求恩赏者，并须觉察闻奏，乞行重断。
亦许诸色人陈告妄冒之状，如得宴，其告事人当优加酬赏」。
宋朝告赏之风十分盛行，政府利用这种风气，鼓励举告冒赏行为。
宋廷对被举报者的处理比较慎重。
一旦中央发现有虚报战果的嫌疑，则令地方制勘所核查，遇到重大案件，中央还派遣使者同地方官员一并审理。
如在白草原冒赏事件中，中央派遣户部郎中徐彦孚协助秦州推勘官慕容将美审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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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录军功时，受伤士兵还享有优先权。
如宋真宗朝平定叛卒刘吁后，按惯例以首级论功赏，而左谏议大夫张咏先录受伤兵士之功，其次为斩获首级者。
「是时军情仰公赏罚至当，相顾欢跃」。
张咏认为以士兵伤情作为登录军功的首要标准更符合战前军情，因此受到官兵拥戴。
剌探敌方军情可获酬奖。」宋太宗朝知制浩田锡认为刺探军情非常重要，「狄中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
几国与匈奴为仇？
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
间课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即用重赏募得间谋，离间藩国，使其互相征伐，交相侵害，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苏辙也以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认为应高度重视对敌情的获取，重赏刺探情报之人。
宋廷专门制定有报告敌情的赏格，宋仁宗庆历七年因西夏军队不时扰边，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缘边蕃汉户有能先期来告者，与优赏之，仍定赏格以闻」。
宋廷还曾设立了奖励探报者的专项资金，如宋神宗元丰元年，专门划拨给熙河经略司一笔经费，《作为刺探军情的费用。
最初因赏赐过轻，探报多有不实。
「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探报者并不用心刺探敌情，「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于酬赏，全然微薄，以致规逻之人，不肯探伺」。
故宋哲宗元祐七年规定陕西、河东经略司以封桩或军赏钱物作为赏赍来源，根据情报的实际价值确定酬金，较之以前有所提髙。
宋朝军功赏格中规定「规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探报若有助于战况发展，击败敌人，则赏赐更厚，「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者还可视为奇功。
宋廷通过教阅评定军士的武艺高下，并重点奖励高强精进者。
北宋初期皇帝常亲临教阅，尤胜者按等级升迁，不过当时还未见有较为细密的教阅法。
北宋中期以后教阅法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广，宋仁宗庆历年间，韩椅在狭西设立弓弯挽强、踏硬、射亲格，每年分春秋两次教阅，被推广至其他各路。
宋朝教阅法多具有针对性，依地域、兵种而定。
如熙宁元年颁布河北诸军教阅法，五年四月设立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殿最法，五月设立幵封府界诸县教阅法，七年王安石建议设立御前阅试法，教阅五路诸军，希望通过赏罚制度淘汰怯懦体弱之员，奖励武艺精湛之士，「使一路皆为精兵」。
元丰四年，除设立首级、轻重伤等赏格外，还将几十种难以明确归类的战功分为五等，称为五等杂功，以考察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为准。
所谓「杂功」可谓名副其实，如按期输送军粮、阴阳官占卜应验均可列为三等杂功，军医探取箭头、治愈伤员列为四等杂功，急脚子及时传送机密文字，兽医医治军马同列为五等杂功。
南宋军赏名目颇多，有川广买马赏、两淮捉获私渡赏、人户起发海船赏、军兵防托海道赏、诸州军造铁甲赏、土豪召募强壮赏等。
宋代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评议与管理军功的系统，包括战果的总结、上报、确认、审核、勘验、行赏等各个环节。
每次战役结束后，官兵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大概莫过于功赏的推行，而朝廷所关注的也是如何总结战果，奖赏勇敢善战之辈，惩罚胆小怯懦之人，赏罚得当才能激励将士取得更佳战果。
宋朝还有所谓的「功过簿」、「功罪簿」，宋仁宗嘉祐六年始，要求诸军把将士功过随时登录在册籍上，称为「随军功过簿」，作为军士迁补的依据。
宋高宗建炎四年规定每有战争，枢密院即给印薄一面，号称「功罪簿」，授给将臣，凡有功过，均记录在簿上。
奏功之日，即将功罪簿缴纳给枢密院。
「功过簿」、「功罪簿」应是上报功状的主要来源之一。
为避免虚报战果，宋廷对功状的总结和上报加大监督和审核力度。
由军队总结战果，书写功状，上报者多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夸大战绩，而尽可能地隐瞒或淡化败绩。
北宋初年尚未有较为严密的审核制度，功状上报后朝廷多派内侍核实。
单凭个人力量监督，易于掺杂主观因素，弄虚作假。
北宋中期以后冒赏现象愈益突出，宋廷出台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宋神宗熙宁元年，朝廷要求陕西沿边诸路的功状须与事实相符，「结罪保明以闻」，即要求相关人员对功状进行担保，并承担法律责任，若功状与事实不符则对担保者予以论处。
宋朝还利用告赏法加强监控力度。
熙宁元年」诏令环庆经略司：「如有诸色人潜行贿赂于兵官、战士处，收买首级虏获，或称临阵得力之类，妄係求恩赏者，并须觉察闻奏，乞行重断。
亦许诸色人陈告妄冒之状，如得宴，其告事人当优加酬赏」。
宋朝告赏之风十分盛行，政府利用这种风气，鼓励举告冒赏行为。
宋廷对被举报者的处理比较慎重。
一旦中央发现有虚报战果的嫌疑，则令地方制勘所核查，遇到重大案件，中央还派遣使者同地方官员一并审理。
如在白草原冒赏事件中，中央派遣户部郎中徐彦孚协助秦州推勘官慕容将美审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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