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

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

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

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道:“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

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

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

2、用人“不念旧恶”

历史上曹‘操’是“唯才是举”的典范,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比如张绣;“各尽其才”比如任峻;善于在实践中选拔人才,比如郭嘉;此外,能用度外人,比如刘备。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思贤若渴,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知人善任,能用度外之人。

三、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魏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

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

‘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

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操’是“赘阉遗丑”。

官渡之战时,‘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

‘操’不得不度外用人,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但‘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

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

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

‘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

‘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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