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第三组和第七组几乎同时离开学校。
前一天叶教授那句“去找一个能把你们判断打掉的人”，像故意在每组脑子里塞进了一根刺。
第七组没有再去王奶奶那栋楼，而是先去了街道办。
顾遥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只和居民聊天，很容易把社区管理者想象成“为什么不解决问题的人”；可真正的社区改造到底受什么限制，他们其实完全不知道。
苏棠听完便说，那今天的任务就是专门找一个人证明“我们昨天想得太简单”。
原既白觉得这句话有点像江遥，却没说。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姓冯，三十多岁，开始听说几个高中生来研究老年人下楼，以为是学校社会实践，准备给他们一些宣传材料。
顾遥却直接问：“为什么这个小区加装电梯一直没做成？”冯姐愣了一下，把已经拿出来的宣传册又放回桌上。
事情比他们预想复杂得多。
这片社区一共有二十多栋老楼，符合加装条件的并不少，真正能够推进的却只有极少数。
技术上能不能装只是第一关，后面还有一楼住户是否同意、采光怎么补偿、费用怎样分摊、老人去世后子女愿不愿继续承担维护费、消防通道能不能保留、地下管线是否需要迁移。
更麻烦的是，同一栋楼里最需要电梯的人，往往恰恰最没有能力承担费用。
冯姐翻出一份已经谈了两年的楼栋记录，说六楼有两个老人非常想装，一楼坚决反对，四楼夫妻准备明年搬走，三楼有人说只要政府全出钱就同意。
赵峤看完问：“那是不是制度设计有问题？”
冯姐没有直接回答，只笑了一下：“你们做学生项目，最容易说制度。
真做的时候，你先告诉我，哪一家应该让？”
几个人都没接。
她继续说，社区以前也试过给行动不便老人做上门服务，可老人真正需要的时间并不统一。
有的人想早晨七点下楼买菜，有的人下午想去打牌，有的人临时想去医院。
你可以安排志愿者，却不能让志愿者一天二十四小时等着。
智能设备当然也有人送，但很多老人用了两周就放在抽屉里。
“不是设备不好，是你们年轻人想象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完全是一回事。”
原既白听到这里，反而有一点兴奋。
不是因为问题更难，而是他们昨天那个正在形成的结构被真正撬开了。
老人“进入公共空间的能力”当然重要，可如果只把它写成无障碍设计或者社区服务，同样会把真实生活压平。
王奶奶需要下楼，另一个老人也许根本不愿意出门；有人需要扶手，有人需要电梯，有人只需要楼下那张没有被收走的旧木椅。
离开街道办以后，苏棠站在太阳底下说：“所以我们昨天那个题目可以扔了。”
原既白说：“不一定扔。”
“你又舍不得？”
“不是舍不得。
只是要换。”
顾遥在旁边问：“换成什么？”
原既白没有马上答。
他已经学乖了。
五个人沿着旧社区继续走，这一次他们刻意找那些和昨天判断相反的人。
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告诉他们，自己住五楼，每天照样上下两趟，最烦的是子女总觉得他“需要帮助”；一个腿脚不好的老太太反而不喜欢楼下热闹，说人多吵，在家看电视挺好；还有个刚满六十的男人听说他们研究老人，直接生气，说“我还没老呢”，拒绝接受采访。
何牧后来笑，说“老人”本身可能就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分类。
赵峤问：“六十和八十当然不一样。”
“八十和八十也不一样。”
他们站在树下，把昨天画的那张平面图摊开，旁边还放着街道办给他们的几份资料。
原既白突然发现，自己过去很喜欢“抽象”这个动作，因为抽象能把纷乱现象压成少数变量；可这里的问题却不断提醒他，抽象的时候丢掉什么，可能和保留下什么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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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叶教授那句“去找一个能把你们判断打掉的人”，像故意在每组脑子里塞进了一根刺。
第七组没有再去王奶奶那栋楼，而是先去了街道办。
顾遥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只和居民聊天，很容易把社区管理者想象成“为什么不解决问题的人”；可真正的社区改造到底受什么限制，他们其实完全不知道。
苏棠听完便说，那今天的任务就是专门找一个人证明“我们昨天想得太简单”。
原既白觉得这句话有点像江遥，却没说。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姓冯，三十多岁，开始听说几个高中生来研究老年人下楼，以为是学校社会实践，准备给他们一些宣传材料。
顾遥却直接问：“为什么这个小区加装电梯一直没做成？”冯姐愣了一下，把已经拿出来的宣传册又放回桌上。
事情比他们预想复杂得多。
这片社区一共有二十多栋老楼，符合加装条件的并不少，真正能够推进的却只有极少数。
技术上能不能装只是第一关，后面还有一楼住户是否同意、采光怎么补偿、费用怎样分摊、老人去世后子女愿不愿继续承担维护费、消防通道能不能保留、地下管线是否需要迁移。
更麻烦的是，同一栋楼里最需要电梯的人，往往恰恰最没有能力承担费用。
冯姐翻出一份已经谈了两年的楼栋记录，说六楼有两个老人非常想装，一楼坚决反对，四楼夫妻准备明年搬走，三楼有人说只要政府全出钱就同意。
赵峤看完问：“那是不是制度设计有问题？”
冯姐没有直接回答，只笑了一下：“你们做学生项目，最容易说制度。
真做的时候，你先告诉我，哪一家应该让？”
几个人都没接。
她继续说，社区以前也试过给行动不便老人做上门服务，可老人真正需要的时间并不统一。
有的人想早晨七点下楼买菜，有的人下午想去打牌，有的人临时想去医院。
你可以安排志愿者，却不能让志愿者一天二十四小时等着。
智能设备当然也有人送，但很多老人用了两周就放在抽屉里。
“不是设备不好，是你们年轻人想象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完全是一回事。”
原既白听到这里，反而有一点兴奋。
不是因为问题更难，而是他们昨天那个正在形成的结构被真正撬开了。
老人“进入公共空间的能力”当然重要，可如果只把它写成无障碍设计或者社区服务，同样会把真实生活压平。
王奶奶需要下楼，另一个老人也许根本不愿意出门；有人需要扶手，有人需要电梯，有人只需要楼下那张没有被收走的旧木椅。
离开街道办以后，苏棠站在太阳底下说：“所以我们昨天那个题目可以扔了。”
原既白说：“不一定扔。”
“你又舍不得？”
“不是舍不得。
只是要换。”
顾遥在旁边问：“换成什么？”
原既白没有马上答。
他已经学乖了。
五个人沿着旧社区继续走，这一次他们刻意找那些和昨天判断相反的人。
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告诉他们，自己住五楼，每天照样上下两趟，最烦的是子女总觉得他“需要帮助”；一个腿脚不好的老太太反而不喜欢楼下热闹，说人多吵，在家看电视挺好；还有个刚满六十的男人听说他们研究老人，直接生气，说“我还没老呢”，拒绝接受采访。
何牧后来笑，说“老人”本身可能就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分类。
赵峤问：“六十和八十当然不一样。”
“八十和八十也不一样。”
他们站在树下，把昨天画的那张平面图摊开，旁边还放着街道办给他们的几份资料。
原既白突然发现，自己过去很喜欢“抽象”这个动作，因为抽象能把纷乱现象压成少数变量；可这里的问题却不断提醒他，抽象的时候丢掉什么，可能和保留下什么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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