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师范毕业从教的我来说,十三年的教书生涯起起伏伏:从小学教师到初中教师,从教导主任(后期主持工作)到副校长(主持工作),再到镇中学分管副校长,最后又回到教导主任岗位。

这一段经历,让我内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成长。

我创作这部小说,或许就是为了记录那段人生,为自己留一份启示。

当然,动笔的时候,我已经转入另一个体制——镇政府机关工作,心里已经平静了。

写作不过是一个记录者,站在旁边,把故事里人物说过的话、画过的圆、吹过的箫、吃过的老鼠药、重新站在讲台上时微微发颤的指尖——一一记下来。

雨花姐也不是我遇到的人,但她是我见过的许多人的影子聚合而成。

她出场时只是一个胖胖的食堂女工,大大咧咧,说话直来直去。

后来她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让我手里的笔差点掉下来的话:“好人和能过一辈子的人,不是一回事。”

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人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长出了一个完整的灵魂。

这就是我写作的方式——不是在操纵人物,是在聆听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路。

我只是那个坐在茶馆角落里,把他们说的话记下来的人。

为什么这么“慢”?

我知道,这部小说对有些读者来说,节奏太慢了。

有人可能看到第三章、第四章就觉得“怎么还没进入正题”“怎么还在写日常琐事”“那块碑到底什么时候再出来”。

我能理解这种着急。

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快——吃饭快,走路快,看剧开倍速,读小说翻到结尾先看结局。

慢,是一件奢侈的事。

但重阳镇本身就是慢的。

古驿道上的青石板,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八宝琉璃井的水,是一滴一滴渗出来的;甄贤婆婆脚下的路,是一天一天等出来的。

如果我用一种快节奏的方式去讲这个慢故事,那是对这座小镇的不尊重。

这本书想邀请读者做一件事:慢下来。

坐在茶馆里,喝一碗老荫茶,听一个人慢慢地讲。

不要催他,不要打断他,不要问“然后呢”。

他就坐在那儿,从张献忠的七杀碑讲到甄贤公公的无字碑,从东西哥的几何课讲到茹心表妹的英语课本,从雷雨夜的相亲讲到白云庵的佛经。

这些事之间没有明显的“起承转合”,但它们属于同一条路——一条被无数脚步磨平了棱角的、通向远方的路。

慢有慢的好处。

慢下来,你才能看见东西哥在黑板上画圆时手腕的弧度;才能听见甄贤婆婆唱《爬山豆》时那几颗没关风的牙漏出来的气音;才能闻到雨花姐炒回锅肉时蒜苗和豆瓣酱在油锅里炸开的香味。

这些细节,在快的叙事里都会被省略。

而它们,恰恰是我最想写的东西。

为什么写失败与遗憾?

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圆满”的人。

东西哥错过了千寻,错过了美媛,错过了一个他从未得到过的“更好的人生”;丽媛的暗恋没有开花;雨花姐的真心没能得到同等的回应;大舅的仕途卡在了镇长的位置上;郑光才回来了,白蔹已经不在了;甄贤公公回来了,但五十三年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好的结局?

因为生活本来就没有那么好的结局。

文学不是用来弥补生活遗憾的,文学是用来看见生活本来的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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