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床的老爷爷住了半个月，肺癌晚期，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着。
他的儿女很孝顺，轮流守在外面，隔着玻璃往里看，眼睛总是红的。
那天早上，我刚交完班，就听见走廊里传来哭声。
老爷爷走了，凌晨五点多，很平静，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时，监护仪的长鸣声像根针，刺破了IcU的寂静。
家属进来送别时，我站在角落，看着他们围着病床，摸着老爷爷的手，眼泪掉在白色的被单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老爷爷的手很凉，指甲盖泛着青，像冬天冻坏的树枝。
“麻烦你们了。”大儿子红着眼睛跟我们道谢，声音沙哑。
我点点头，没说话。
等家属都走了，护士长让我去收拾8床的卫生，换床单，消毒仪器。
IcU的消毒水味比别的病房浓，还混着点药味，闻久了让人头晕。
我拉开床帘，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块长方形的光，里面漂浮着无数细小的尘埃。
老爷爷躺过的地方，床单有点陷下去，像还留着他的形状。
我伸手去扯床单，指尖刚碰到布料，头顶突然被摸了一下。
很轻，像根羽毛扫过，带着点凉意，从额头一直摸到后脑勺。
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竖起来，猛地抬头。
天花板是白色的，干干净净，只有一盏无影灯，灯口对着病床，像只巨大的眼睛。
旁边的监护仪已经关掉了，屏幕黑沉沉的，映出我惊恐的脸。
“谁？”我的声音在空旷的病房里回荡，有点发飘。
没人回答。
我站在原地，不敢动。
头顶的凉意还在，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弯着腰，手掌贴在我的头皮上，慢慢摩挲着，像在安抚，又像在确认什么。
我想起老爷爷的手，也是这么凉，这么瘦，骨节突出，摸人的时候总是轻轻的，怕弄疼了对方。
他清醒的时候，总爱拉着我的手，问我多大了，家在哪里，说我长得像他早逝的孙女。
“李爷爷？”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声音有点抖。
头顶的触感突然消失了。
我松了口气，后背的汗顺着白大褂往下流，贴在皮肤上，黏糊糊的。
我赶紧扯下床单，塞进污物袋里，动作快得像在逃。
换床单的时候，我发现枕头底下有个东西——是颗糖，水果糖，用透明纸包着，上面印着个笑脸。
我认得，是昨天下午，老爷爷的小孙女来看他，塞给他的，他攥在手里，说要留着给“像孙女的小护士”吃。
我捏着那颗糖，糖纸在手里被攥得发皱。
透明纸反射着阳光，晃得我眼睛发酸。
那天中午，我把糖吃了，橘子味的，有点甜，又有点涩。
吃到最后，舌尖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凉丝丝的，像老爷爷的手指。
医学院的解剖室在地下室，常年不见光，即使夏天也得穿外套。
福尔马林的味道浓得化不开，钻进衣服里，头发里，洗都洗不掉。
第一次进解剖室时，我吐了三次，胃里翻江倒海的。
教授拍着我的背说：“习惯就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
可我总觉得，那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老师”，没那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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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女很孝顺，轮流守在外面，隔着玻璃往里看，眼睛总是红的。
那天早上，我刚交完班，就听见走廊里传来哭声。
老爷爷走了，凌晨五点多，很平静，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时，监护仪的长鸣声像根针，刺破了IcU的寂静。
家属进来送别时，我站在角落，看着他们围着病床，摸着老爷爷的手，眼泪掉在白色的被单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老爷爷的手很凉，指甲盖泛着青，像冬天冻坏的树枝。
“麻烦你们了。”大儿子红着眼睛跟我们道谢，声音沙哑。
我点点头，没说话。
等家属都走了，护士长让我去收拾8床的卫生，换床单，消毒仪器。
IcU的消毒水味比别的病房浓，还混着点药味，闻久了让人头晕。
我拉开床帘，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块长方形的光，里面漂浮着无数细小的尘埃。
老爷爷躺过的地方，床单有点陷下去，像还留着他的形状。
我伸手去扯床单，指尖刚碰到布料，头顶突然被摸了一下。
很轻，像根羽毛扫过，带着点凉意，从额头一直摸到后脑勺。
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竖起来，猛地抬头。
天花板是白色的，干干净净，只有一盏无影灯，灯口对着病床，像只巨大的眼睛。
旁边的监护仪已经关掉了，屏幕黑沉沉的，映出我惊恐的脸。
“谁？”我的声音在空旷的病房里回荡，有点发飘。
没人回答。
我站在原地，不敢动。
头顶的凉意还在，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弯着腰，手掌贴在我的头皮上，慢慢摩挲着，像在安抚，又像在确认什么。
我想起老爷爷的手，也是这么凉，这么瘦，骨节突出，摸人的时候总是轻轻的，怕弄疼了对方。
他清醒的时候，总爱拉着我的手，问我多大了，家在哪里，说我长得像他早逝的孙女。
“李爷爷？”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声音有点抖。
头顶的触感突然消失了。
我松了口气，后背的汗顺着白大褂往下流，贴在皮肤上，黏糊糊的。
我赶紧扯下床单，塞进污物袋里，动作快得像在逃。
换床单的时候，我发现枕头底下有个东西——是颗糖，水果糖，用透明纸包着，上面印着个笑脸。
我认得，是昨天下午，老爷爷的小孙女来看他，塞给他的，他攥在手里，说要留着给“像孙女的小护士”吃。
我捏着那颗糖，糖纸在手里被攥得发皱。
透明纸反射着阳光，晃得我眼睛发酸。
那天中午，我把糖吃了，橘子味的，有点甜，又有点涩。
吃到最后，舌尖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凉丝丝的，像老爷爷的手指。
医学院的解剖室在地下室，常年不见光，即使夏天也得穿外套。
福尔马林的味道浓得化不开，钻进衣服里，头发里，洗都洗不掉。
第一次进解剖室时，我吐了三次，胃里翻江倒海的。
教授拍着我的背说：“习惯就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
可我总觉得，那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老师”，没那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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