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十一月八日，福冈的雨已经下了整整四天。
沈砚之站在九州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的走廊尽头，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和更灰的海。
雨水顺着屋檐淌下来，在石阶上砸出密密麻麻的水坑，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裤脚和布鞋。
他没躲。
他已经在窗边站了整整一个时辰，久到走廊里来来往往的护士都记住了这个穿藏青长衫的中国人——他肩背挺直，站在那里像一根被钉在墙边的铁条，不倚不靠，纹丝不动。
只有手里那封刚从国内辗转送到的电报被攥得发皱，纸边已经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软。
电报上只有一行字：松坡将军病笃，速来福冈。
落款是蒋百里。
他接到电报时正在滇西整训新编的护第三旅。
电报在路上走了七天，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到昆明，又从昆明追着他到了滇西。
送电报的马弁跑了三天的山路，到营地时人困马乏，连话都说不利索。
沈砚之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把军务丢给了副手，牵了一匹马就往昆明赶。
从昆明到海防，从海防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长崎，再从长崎坐火车到福冈——这一路他换了六次车船，几乎没合过眼，眼睛熬得通红，颧骨瘦得凸出来，下颌的胡茬密密匝匝地冒了一脸，看起来不像个旅长，倒像个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的败兵。
走廊尽头那间病房的门紧闭着。
门口站了两个穿黑色学生装的年轻人，是蔡锷在东京振武学校时期的同窗后辈，专程从东京赶来的。
他们认得沈砚之，低声说了句“沈旅长”，然后让开了路。
沈砚之在门口站住了，抬手想敲门，手指在离门板一寸的地方停住了——他怕。
沈砚之这辈子怕过的东西不多。
在山海关城头对着清军的火炮他没有怕过，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被暗探跟踪他没有怕过，护在川南被北洋军三个师合围他没有怕过。
但现在他怕了，怕推开这扇门之后，看到一个不该看到的结果。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那短短一寸的距离比他从滇西赶到日本这一整段路都更难跨越。
门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是蒋百里。
这位保定军校的老校长瘦了一大圈，眼眶深陷，面色灰败，看到沈砚之的时候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是侧身让开，低声道：“进去吧。
将军在等你。”
病房不大，窗户朝南，窗外正对着博多湾灰蒙蒙的海面。
蔡锷靠坐在床头，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军毯，面色蜡黄，颧骨高耸，曾经在川南战场上挥刀跃马的那股英气已经被病魔消磨殆尽，但眼睛还是亮的。
沈砚之见过蔡锷三次。
第一次是四年前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蔡锷刚从昆明赴宁，穿着滇军的蓝灰军装，腰佩指挥刀，眉宇之间全是少年将军的锐气。
第二次是护国战争前夕在昆明五华山，蔡锷拖着病体在军事会议上部署作战计划，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声音不大，在座的将官们却个个听得血脉偾张。
第三次就是现在。
从四年前到此刻，时光在这个人身上落下了残酷的痕迹，但那双眼睛没有变，还是当年那种锋利的、决绝的、不肯服输的眼神。
“砚之。”蔡锷开口了，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滇西的部队安顿好了？”
沈砚之抢上两步握住他的手，手是凉的，骨节硌手，腕骨细得像一根干柴。
他叫了一声“将军”，喉咙就被什么堵住了，后面的话全咽了回去。
蔡锷看着他的样子，摇了摇头，反倒笑了：“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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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砚之站在九州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的走廊尽头，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和更灰的海。
雨水顺着屋檐淌下来，在石阶上砸出密密麻麻的水坑，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裤脚和布鞋。
他没躲。
他已经在窗边站了整整一个时辰，久到走廊里来来往往的护士都记住了这个穿藏青长衫的中国人——他肩背挺直，站在那里像一根被钉在墙边的铁条，不倚不靠，纹丝不动。
只有手里那封刚从国内辗转送到的电报被攥得发皱，纸边已经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软。
电报上只有一行字：松坡将军病笃，速来福冈。
落款是蒋百里。
他接到电报时正在滇西整训新编的护第三旅。
电报在路上走了七天，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到昆明，又从昆明追着他到了滇西。
送电报的马弁跑了三天的山路，到营地时人困马乏，连话都说不利索。
沈砚之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把军务丢给了副手，牵了一匹马就往昆明赶。
从昆明到海防，从海防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长崎，再从长崎坐火车到福冈——这一路他换了六次车船，几乎没合过眼，眼睛熬得通红，颧骨瘦得凸出来，下颌的胡茬密密匝匝地冒了一脸，看起来不像个旅长，倒像个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的败兵。
走廊尽头那间病房的门紧闭着。
门口站了两个穿黑色学生装的年轻人，是蔡锷在东京振武学校时期的同窗后辈，专程从东京赶来的。
他们认得沈砚之，低声说了句“沈旅长”，然后让开了路。
沈砚之在门口站住了，抬手想敲门，手指在离门板一寸的地方停住了——他怕。
沈砚之这辈子怕过的东西不多。
在山海关城头对着清军的火炮他没有怕过，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被暗探跟踪他没有怕过，护在川南被北洋军三个师合围他没有怕过。
但现在他怕了，怕推开这扇门之后，看到一个不该看到的结果。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那短短一寸的距离比他从滇西赶到日本这一整段路都更难跨越。
门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是蒋百里。
这位保定军校的老校长瘦了一大圈，眼眶深陷，面色灰败，看到沈砚之的时候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是侧身让开，低声道：“进去吧。
将军在等你。”
病房不大，窗户朝南，窗外正对着博多湾灰蒙蒙的海面。
蔡锷靠坐在床头，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军毯，面色蜡黄，颧骨高耸，曾经在川南战场上挥刀跃马的那股英气已经被病魔消磨殆尽，但眼睛还是亮的。
沈砚之见过蔡锷三次。
第一次是四年前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蔡锷刚从昆明赴宁，穿着滇军的蓝灰军装，腰佩指挥刀，眉宇之间全是少年将军的锐气。
第二次是护国战争前夕在昆明五华山，蔡锷拖着病体在军事会议上部署作战计划，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声音不大，在座的将官们却个个听得血脉偾张。
第三次就是现在。
从四年前到此刻，时光在这个人身上落下了残酷的痕迹，但那双眼睛没有变，还是当年那种锋利的、决绝的、不肯服输的眼神。
“砚之。”蔡锷开口了，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滇西的部队安顿好了？”
沈砚之抢上两步握住他的手，手是凉的，骨节硌手，腕骨细得像一根干柴。
他叫了一声“将军”，喉咙就被什么堵住了，后面的话全咽了回去。
蔡锷看着他的样子，摇了摇头，反倒笑了：“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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