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冯“郑州会议”，蒋冯“徐州会议”；张作霖成立“安****政府”；“东方会议”、
《田中奏折》……
却，汪精卫开始秘密筹划“**、清党”之时，远在河南了的唐生智闻报“湘、鄂”有变不由得心中忧虑了；特别是夏斗寅的背叛，虽已被叶挺击溃，但其对于“武汉国民政府”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若是“湘、鄂”不稳，“北伐”如何能再继续？
为此，唐生智打算放弃向直隶的继续挺进而班师回鄂，以平定“湘、鄂”局势为要。
汪精卫闻知唐生智欲班师，倒是也表“赞同”。
因为，“湘、鄂”的乱局是军人滋事所致，汪精卫亟欲平息事态却自感力不从心，正需唐生智回来帮他把那些军中将领弹压住，免得节外生枝地再生变乱。
然而，汪精卫又担心，唐生智欲是班师，张作霖必会趁机反扑，北面又将不得安宁如何是好？
但汪精卫很快想到了，不若将河南交予冯玉祥；如此，可使冯玉祥心甘情愿地替“武汉国民政府”作挡箭牌，以免张作霖再南侵骚扰，自己也就可省心了。
汪精卫觉得这倒是一步可下的棋，遂决定“即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同时，或可趁机将冯玉祥拉拢，共同对付蒋介石。
于是，汪精卫带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班政要北上郑州了。
行前，汪精卫却先是解除了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同时，《密令》朱培德先将在江西的**驱逐。
鲍罗廷被汪精卫解除职务后，这才知晓“是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五月指示》”之故。
因此，鲍罗廷大为恼火，即找到罗易当面严厉斥责。
同时，鲍罗廷又《致电》莫斯科，将“罗易向汪精卫泄密”之事报告，并要求撤回罗易。
罗易竭力为自己辩护，且反斥“鲍罗廷与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于是，鲍罗廷与罗易打起了口水仗。
不过，罗易的行为毕竟违反了纪律；结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罗易召回”，另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罗明纳兹“赴华接任其职”。
但同时，“共产国际”又指示鲍罗廷：“将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
这条《指示》显然是对陈独秀而言的，鲍罗廷却秘而不宣压下了。
如此，陈独秀暂时仍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但离其下台已不远了。
汪精卫《密令》朱培德先在江西“清党”，无非是为了测试一下中＊共＊的反应。
因为，朱培德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所抛出的《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汪精卫料定他对于“清党”必能仍表赞同；况且，江西现在朱培德的掌控之中，大可放手而为。
故而，汪精卫在自己公开行动前，先要朱培德在江西动手。
果然，朱培德接到汪精卫的《密令》后，即毫不犹豫地动手了；只是，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采用血腥的镇压手段。
六月五日，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并派军警查封了“江西省总工会”及其他“农会”、“学生会”等组织；在其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一百四十二名中＊共＊党员则均被解职并勒《令》“离赣”，而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派驻“江西省党部”中的中＊共＊党员方志敏、王枕心、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等人则被“礼送出境”。
只是，离开万县后的朱德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帮他办“军官教育团”。
因朱德与朱培德是“滇军”同僚，且朱培德亟需朱德为他培训军事干部；故而，朱德没被驱逐留在了江西。
就这样，朱培德的“清党”在和风细雨中进行，倒是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朱培德在江西“清党”之时，汪精卫已专程赴郑州去与冯玉祥会晤了。
汪精卫郑州之行的目的是想与冯玉祥达成《协议》，以让唐生智能从河南脱身；同时，也希望能将冯玉祥拉拢，以共同对付蒋介石。
冯玉祥揣知汪精卫的用意，且明白自己在“‘宁、汉’之争”中可扮演的角色，也正想趁机渔利。
于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唐生智、邓演达、孙科等人与“国民联军”冯玉祥、鹿钟麟、刘伯坚等人在郑州举行会议。
会上，双方就党务、军事、政治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出于各自目的讨价还价了一番。
结果，“武汉国民政府”答应“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但作为交换条件，“武汉国民政府”却要冯玉祥“联手对付蒋介石”。
因为，河南这块肥肉是冯玉祥梦寐以求的；冯玉祥见能不费大力得此实惠，当然心中高兴；因此，即表示“完全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愿执行“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表态，令汪精卫等人也十分满意了；于是，双方达成了这笔交易。
“郑州会议”期间，冯玉祥还向汪精卫、唐生智透露了一个内情，言：“蒋介石曾致《电》劝他，须待第四方面军与‘奉军’两败俱伤后再出兵河南；届时，可与他蒋介石会师中原，共图冀鲁。”
汪精卫闻此言后，气得不可名状了。
唐生智则咬牙切齿道：“今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更欲班师回鄂，东征讨伐蒋介石了。
于是，唐生智留下樊钟秀的第十二军驻于河南信阳，魏益三的第三十军驻守鄂北武胜关；自己则率其余各部即班师回鄂，准备去讨伐蒋介石了。
然而，汪精卫哪能知道，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的许诺无非是虚与委蛇；他只是想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并非如汪精卫所愿，真与“武汉国民政府”联手去对付蒋介石。
因此，汪精卫等人离开郑州后，冯玉祥即《令》“国民联军”驻南京代表熊斌向蒋介石通报了“郑州会议”的情况，以窥探蒋介石的反应，或能从蒋介石那儿再捞点好处。
果然，蒋介石闻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会晤”，确是急了；他担心一旦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拉去，自己就势孤了；好在，冯玉祥能主动告知，明还不至于此。
于是，蒋介石赶紧也邀请冯玉祥至徐州会晤，欲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
如此一来，冯玉祥顿时成了香馍馍，不由得心中暗喜；于是，冯玉祥又应邀、赴徐州去与蒋介石会晤了。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田中奏折》……
却，汪精卫开始秘密筹划“**、清党”之时，远在河南了的唐生智闻报“湘、鄂”有变不由得心中忧虑了；特别是夏斗寅的背叛，虽已被叶挺击溃，但其对于“武汉国民政府”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若是“湘、鄂”不稳，“北伐”如何能再继续？
为此，唐生智打算放弃向直隶的继续挺进而班师回鄂，以平定“湘、鄂”局势为要。
汪精卫闻知唐生智欲班师，倒是也表“赞同”。
因为，“湘、鄂”的乱局是军人滋事所致，汪精卫亟欲平息事态却自感力不从心，正需唐生智回来帮他把那些军中将领弹压住，免得节外生枝地再生变乱。
然而，汪精卫又担心，唐生智欲是班师，张作霖必会趁机反扑，北面又将不得安宁如何是好？
但汪精卫很快想到了，不若将河南交予冯玉祥；如此，可使冯玉祥心甘情愿地替“武汉国民政府”作挡箭牌，以免张作霖再南侵骚扰，自己也就可省心了。
汪精卫觉得这倒是一步可下的棋，遂决定“即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同时，或可趁机将冯玉祥拉拢，共同对付蒋介石。
于是，汪精卫带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班政要北上郑州了。
行前，汪精卫却先是解除了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同时，《密令》朱培德先将在江西的**驱逐。
鲍罗廷被汪精卫解除职务后，这才知晓“是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五月指示》”之故。
因此，鲍罗廷大为恼火，即找到罗易当面严厉斥责。
同时，鲍罗廷又《致电》莫斯科，将“罗易向汪精卫泄密”之事报告，并要求撤回罗易。
罗易竭力为自己辩护，且反斥“鲍罗廷与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于是，鲍罗廷与罗易打起了口水仗。
不过，罗易的行为毕竟违反了纪律；结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罗易召回”，另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罗明纳兹“赴华接任其职”。
但同时，“共产国际”又指示鲍罗廷：“将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
这条《指示》显然是对陈独秀而言的，鲍罗廷却秘而不宣压下了。
如此，陈独秀暂时仍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但离其下台已不远了。
汪精卫《密令》朱培德先在江西“清党”，无非是为了测试一下中＊共＊的反应。
因为，朱培德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所抛出的《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汪精卫料定他对于“清党”必能仍表赞同；况且，江西现在朱培德的掌控之中，大可放手而为。
故而，汪精卫在自己公开行动前，先要朱培德在江西动手。
果然，朱培德接到汪精卫的《密令》后，即毫不犹豫地动手了；只是，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采用血腥的镇压手段。
六月五日，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并派军警查封了“江西省总工会”及其他“农会”、“学生会”等组织；在其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一百四十二名中＊共＊党员则均被解职并勒《令》“离赣”，而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派驻“江西省党部”中的中＊共＊党员方志敏、王枕心、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等人则被“礼送出境”。
只是，离开万县后的朱德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帮他办“军官教育团”。
因朱德与朱培德是“滇军”同僚，且朱培德亟需朱德为他培训军事干部；故而，朱德没被驱逐留在了江西。
就这样，朱培德的“清党”在和风细雨中进行，倒是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朱培德在江西“清党”之时，汪精卫已专程赴郑州去与冯玉祥会晤了。
汪精卫郑州之行的目的是想与冯玉祥达成《协议》，以让唐生智能从河南脱身；同时，也希望能将冯玉祥拉拢，以共同对付蒋介石。
冯玉祥揣知汪精卫的用意，且明白自己在“‘宁、汉’之争”中可扮演的角色，也正想趁机渔利。
于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唐生智、邓演达、孙科等人与“国民联军”冯玉祥、鹿钟麟、刘伯坚等人在郑州举行会议。
会上，双方就党务、军事、政治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出于各自目的讨价还价了一番。
结果，“武汉国民政府”答应“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但作为交换条件，“武汉国民政府”却要冯玉祥“联手对付蒋介石”。
因为，河南这块肥肉是冯玉祥梦寐以求的；冯玉祥见能不费大力得此实惠，当然心中高兴；因此，即表示“完全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愿执行“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表态，令汪精卫等人也十分满意了；于是，双方达成了这笔交易。
“郑州会议”期间，冯玉祥还向汪精卫、唐生智透露了一个内情，言：“蒋介石曾致《电》劝他，须待第四方面军与‘奉军’两败俱伤后再出兵河南；届时，可与他蒋介石会师中原，共图冀鲁。”
汪精卫闻此言后，气得不可名状了。
唐生智则咬牙切齿道：“今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更欲班师回鄂，东征讨伐蒋介石了。
于是，唐生智留下樊钟秀的第十二军驻于河南信阳，魏益三的第三十军驻守鄂北武胜关；自己则率其余各部即班师回鄂，准备去讨伐蒋介石了。
然而，汪精卫哪能知道，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的许诺无非是虚与委蛇；他只是想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并非如汪精卫所愿，真与“武汉国民政府”联手去对付蒋介石。
因此，汪精卫等人离开郑州后，冯玉祥即《令》“国民联军”驻南京代表熊斌向蒋介石通报了“郑州会议”的情况，以窥探蒋介石的反应，或能从蒋介石那儿再捞点好处。
果然，蒋介石闻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会晤”，确是急了；他担心一旦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拉去，自己就势孤了；好在，冯玉祥能主动告知，明还不至于此。
于是，蒋介石赶紧也邀请冯玉祥至徐州会晤，欲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
如此一来，冯玉祥顿时成了香馍馍，不由得心中暗喜；于是，冯玉祥又应邀、赴徐州去与蒋介石会晤了。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