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花园饭店内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郛、李鸣钟、熊斌、李烈钧、陈立夫等人。
会上，蒋介石向冯玉祥同样抛出了诱饵，答应“每月接济‘国民联军’二百五十万元军饷，交换条件是须随同‘清党’并同南京方面一起‘出兵武汉’”。
此时，冯玉祥正为不断扩大后的军队饷银难筹而终日焦虑；蒋介石的这个巨款利诱比起汪精卫给的要更实惠且诱人多了，确是令他不免心动；因此，冯玉祥接住了蒋介石抛来的橄榄枝，明确表示“愿随同清党”。
只是，对于要他“出兵武汉”却没予应诺。
因为，他与蒋介石的接触，无非同样是为了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却并不想因此而与“武汉国民政府”交恶。
所以，冯玉祥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却表示希望“宁、汉”双方能“通力合作”而不该“兵戎相见”。
但为了使蒋介石不至于完全失望，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当日即给“武汉国民政府”致《电》，在同样“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南京国民政府’冰释前嫌”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提议“‘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并且，建议“武汉国民政府”应当立即送走鲍罗廷。
冯玉祥的这个态度，特别是“定都南京”之，言下之意“即是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这在蒋介石听来倒是觉得甚是顺耳。
而对于鲍罗廷，蒋介石早就发了《通缉令》，只因“武汉国民政府”将其保护了，至今通而难缉。
现在，冯玉祥能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将其驱走，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所以，冯玉祥的这两点表态，确是令蒋介石感到了十分满意；因此，对于他的不愿“出兵武汉”，蒋介石也就没再强就。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即在其所辖的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实施“清党”了。
不过，冯玉祥也如朱培德一样，没有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
他只是公开告诫军政人员“要认清主义，摆脱**影响”，并明《令》“不准跨党、中＊共＊党员在军政中的任职一律解除、不准**以任何名义进行活动”。
然后，也以“礼送出境”的方法，将其军中二百多名从事政工的中＊共＊党员“赠以川资、遣送出境”了事。
于是，因其竭力邀请而受“共产国际”派遣才到“国民联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时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平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西安、去往武汉。
就这样，冯玉祥的“清党”也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
而他这位曾经对苏联的工农政权大加赞赏、且已接受了苏联政府大量军援的“基督将军”，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随着蒋介石起舞，也“**、清党”了，确是令人非解；因此，世人遂又送了他一个“百变军阀”的称号。
且，已如惊弓之鸟了的“安****总司令”张作霖，见“武汉国民政府”班师回鄂、不再向直隶挺进了，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的机会。
于是，就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徐州会议”之时，惊魂定后的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于六月十八日，套用“安****”之名，干脆在北京成立“安****政府”了。
只是，草莽出身的张作霖不喜欢绉绉的“总统”称谓；所以，张作霖自命为了“安****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显示其“尚武”的精神。
同时，将“安****”编列为七个方面的军团。
由孙传芳《任》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五方面军团总司令、吴俊升《任》第六方面军团总司令、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团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总长。
不过，张作霖对内阁各部的旧称却仍沿用了，并对内阁成员从新进行了任命。
张作霖的高参、原财政总长潘馥《任》内阁总理兼交通总长，王荫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任》内政总长，阎泽溥《任》财政总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而原陆军部与海军部则合并为军事部，由何丰林《任》军事总长；原农商部却被一分为两，分设成实业部与农工部，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总长。
就这样，已奄奄一息了的“北洋政府”，在停转十四个月后，改名为“安****政府”后又复活了。
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竭力想摆脱日本人的束缚；然而，日本政府却仍想控制他；因此，相互间不免常有龃龉了。
其实，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只因，日本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滦州兵变”，迫使张作霖依重于日本了，原有的矛盾这才被隐匿不显。
而日本政府则藉此将手伸入东三省，肆无忌惮地捞取利益了。
张作霖与吴佩孚结盟对付冯玉祥时，郑洮铁路筑成；于是，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要修筑开原至朝阳镇、洮南至齐齐哈尔等铁路”；同时，还制订了“从一九二五年起的二十年内，在东三省修建三十五条铁路线、总长八千八百余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
对此，张作霖不宜明言拒绝，只得缄口默认。
然而，东北民众却“不”了；并兴起了一个“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大等地接连有群众集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等要求。
其实，张作霖也知道，铁路线是经济和军事命脉，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利害攸关；日本人如此贪得无厌，再这么下去，“东三省”的路权全要被日本人要去了。
对于一心想当“东北王”的张作霖来，岂不如同是在他身上剜肉？
实在是令他心疼得很，觉得确是该想个法子、予以破解。
为此，张作霖想了个办法，决定“自筹资金也修筑铁路，与日本人对着干”。
因为，“东三省”毕竟是中国人的，总不该让日本独吞了。
明的挡不住，那就来暗的；他修他的，我筑我的，看谁能强过谁？
于是，张作霖成立了一个由其高级顾问、“奉天省财政厅”王永江《任》委员长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以负责筹资修建铁路。
计划修筑的铁路为“东、西”两条干线，西部干线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东部干线从奉天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且两大干线都通过京奉铁路与关内相连，一旦修成即可与日本的“南满铁路”、俄国的“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成为东北的第三大铁路系统。
为了不使总体规划尽早暴露，则采取了分段修筑的办法。
于是，即有锦州至朝阳的“锦朝铁路”、呼兰至海伦的“呼海铁路”、奉天至海龙的“奉海铁路”等铁路投入施工；同时，还在葫芦岛修建海港。
对此，日本政府深为不满，认为张作霖在东北修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
为此，先后两任“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与若槻礼次郎都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反对他筑路建港。
然而，张作霖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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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蒋介石向冯玉祥同样抛出了诱饵，答应“每月接济‘国民联军’二百五十万元军饷，交换条件是须随同‘清党’并同南京方面一起‘出兵武汉’”。
此时，冯玉祥正为不断扩大后的军队饷银难筹而终日焦虑；蒋介石的这个巨款利诱比起汪精卫给的要更实惠且诱人多了，确是令他不免心动；因此，冯玉祥接住了蒋介石抛来的橄榄枝，明确表示“愿随同清党”。
只是，对于要他“出兵武汉”却没予应诺。
因为，他与蒋介石的接触，无非同样是为了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却并不想因此而与“武汉国民政府”交恶。
所以，冯玉祥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却表示希望“宁、汉”双方能“通力合作”而不该“兵戎相见”。
但为了使蒋介石不至于完全失望，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当日即给“武汉国民政府”致《电》，在同样“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南京国民政府’冰释前嫌”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提议“‘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并且，建议“武汉国民政府”应当立即送走鲍罗廷。
冯玉祥的这个态度，特别是“定都南京”之，言下之意“即是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这在蒋介石听来倒是觉得甚是顺耳。
而对于鲍罗廷，蒋介石早就发了《通缉令》，只因“武汉国民政府”将其保护了，至今通而难缉。
现在，冯玉祥能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将其驱走，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所以，冯玉祥的这两点表态，确是令蒋介石感到了十分满意；因此，对于他的不愿“出兵武汉”，蒋介石也就没再强就。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即在其所辖的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实施“清党”了。
不过，冯玉祥也如朱培德一样，没有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
他只是公开告诫军政人员“要认清主义，摆脱**影响”，并明《令》“不准跨党、中＊共＊党员在军政中的任职一律解除、不准**以任何名义进行活动”。
然后，也以“礼送出境”的方法，将其军中二百多名从事政工的中＊共＊党员“赠以川资、遣送出境”了事。
于是，因其竭力邀请而受“共产国际”派遣才到“国民联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时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平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西安、去往武汉。
就这样，冯玉祥的“清党”也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
而他这位曾经对苏联的工农政权大加赞赏、且已接受了苏联政府大量军援的“基督将军”，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随着蒋介石起舞，也“**、清党”了，确是令人非解；因此，世人遂又送了他一个“百变军阀”的称号。
且，已如惊弓之鸟了的“安****总司令”张作霖，见“武汉国民政府”班师回鄂、不再向直隶挺进了，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的机会。
于是，就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徐州会议”之时，惊魂定后的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于六月十八日，套用“安****”之名，干脆在北京成立“安****政府”了。
只是，草莽出身的张作霖不喜欢绉绉的“总统”称谓；所以，张作霖自命为了“安****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显示其“尚武”的精神。
同时，将“安****”编列为七个方面的军团。
由孙传芳《任》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五方面军团总司令、吴俊升《任》第六方面军团总司令、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团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总长。
不过，张作霖对内阁各部的旧称却仍沿用了，并对内阁成员从新进行了任命。
张作霖的高参、原财政总长潘馥《任》内阁总理兼交通总长，王荫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任》内政总长，阎泽溥《任》财政总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而原陆军部与海军部则合并为军事部，由何丰林《任》军事总长；原农商部却被一分为两，分设成实业部与农工部，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总长。
就这样，已奄奄一息了的“北洋政府”，在停转十四个月后，改名为“安****政府”后又复活了。
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竭力想摆脱日本人的束缚；然而，日本政府却仍想控制他；因此，相互间不免常有龃龉了。
其实，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只因，日本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滦州兵变”，迫使张作霖依重于日本了，原有的矛盾这才被隐匿不显。
而日本政府则藉此将手伸入东三省，肆无忌惮地捞取利益了。
张作霖与吴佩孚结盟对付冯玉祥时，郑洮铁路筑成；于是，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要修筑开原至朝阳镇、洮南至齐齐哈尔等铁路”；同时，还制订了“从一九二五年起的二十年内，在东三省修建三十五条铁路线、总长八千八百余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
对此，张作霖不宜明言拒绝，只得缄口默认。
然而，东北民众却“不”了；并兴起了一个“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大等地接连有群众集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等要求。
其实，张作霖也知道，铁路线是经济和军事命脉，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利害攸关；日本人如此贪得无厌，再这么下去，“东三省”的路权全要被日本人要去了。
对于一心想当“东北王”的张作霖来，岂不如同是在他身上剜肉？
实在是令他心疼得很，觉得确是该想个法子、予以破解。
为此，张作霖想了个办法，决定“自筹资金也修筑铁路，与日本人对着干”。
因为，“东三省”毕竟是中国人的，总不该让日本独吞了。
明的挡不住，那就来暗的；他修他的，我筑我的，看谁能强过谁？
于是，张作霖成立了一个由其高级顾问、“奉天省财政厅”王永江《任》委员长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以负责筹资修建铁路。
计划修筑的铁路为“东、西”两条干线，西部干线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东部干线从奉天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且两大干线都通过京奉铁路与关内相连，一旦修成即可与日本的“南满铁路”、俄国的“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成为东北的第三大铁路系统。
为了不使总体规划尽早暴露，则采取了分段修筑的办法。
于是，即有锦州至朝阳的“锦朝铁路”、呼兰至海伦的“呼海铁路”、奉天至海龙的“奉海铁路”等铁路投入施工；同时，还在葫芦岛修建海港。
对此，日本政府深为不满，认为张作霖在东北修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
为此，先后两任“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与若槻礼次郎都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反对他筑路建港。
然而，张作霖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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