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却又派人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一面上书有“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以麻痹工人群众。
但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又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人，于四月八日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以取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从而，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的成果窃取了。
蒋介石知道，自己这些所为必会激起上海工人、民众的不满与抗议；于是，第二天即又宣布“戒严”，成立了“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一切集会、罢工、游行”。
同时，蒋介石将已不再受信任的薛岳、严重俩人“免职”，以防不测；由胡宗南代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陈诚接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去拜访上海“青、红帮”头目杜月笙、张啸林，欲借助俩人之力、助其成事。
因为，蒋介石是黄金荣的门生，与杜月笙、张啸林原就是“帮会”中的兄弟，岂有不从之理？
再，上海的“青、红帮”虽然势大，但毕竟是“黑社会”性质而上不了台面；因此，俩人也常思能有朝一日由黑转白，以更将事业做大。
而蒋介石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别人做梦都想巴结他，俩人有此便利、岂可错失机会？
俩人知道，若是助蒋介石成事了，自己也就能趁机进入白道、走上台面；如此，岂不圆了自己的梦？
因此，俩人更是不加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
于是，蒋介石当面密授计宜，要他俩如此这般；杜月笙与张啸林当然又是言听计从，且都表示“愿卖十二分的力”，这令蒋介石心中大悦。
同时，蒋介石还将驻于闸北、与“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薛岳部“调离”，由积极“**”的刘峙所部第一军第二师接防。
就这样，蒋介石磨刀霍霍，一切为“**”所需的准备都已就绪了，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动手。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赴宁去忙“建都”南京、另立“政府”之事了。
本来，蒋介石只想待自己完全控制“宁、沪”后，再逼迫“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从而，将“国民政府”控在自己掌中后、便于“挟天子令诸侯”，而没想另立“政府”。
然而，现在看来此途难行；因为，武汉的那帮“国民党左派”本来就总是与自己对着干，汪精卫回来后似是有了主心骨、必是更不会听命于自己了。
所以，欲与武汉的那帮异己分子抗衡、还得另想办法。
而看了《汪、陈联合宣言》后，蒋介石想不到汪精卫竟然会以“国民党领袖”自居，真是岂有此理；在蒋介石眼中，汪精卫只是个“庸人”，无非是因其“出道早”才居了高位；但无论如何、至多只是与自己并起并坐，能允许他“回国复职”已是自己忍让了；谁知，他竟敢自称“党魁”了，蒋介石怎能不气？
也就促使他觉得干脆“建都”南京、另立“政府”得了，且不容迟疑。
只是，欲“另立‘政府’”并非易事，首先得有人。
虽然，李济琛与“‘桂系’三杰”都已愿与自己合作了；但欲“另立‘政府’”，看来仅靠这几个人还不够，得再拉一批力量。
但是，汪精卫已经走了，还能拉谁呢？
忽然，蒋介石想起了被他撵走的胡汉民。
原来，在“北伐军”攻取“湘、鄂”之时，胡汉民曾《致电》向他祝贺过；但因，当时的蒋介石仍没把胡汉民放在眼里，故而没予回音而冷落了他；现在想来，胡汉民是在向自己献媚示好。
而胡汉民毕竟曾是在党内颇有声望、仅次于汪精卫之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右派”中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右派”虽是受到了重挫，但如同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现在自己要“分共、清党”，正需要利用他们；若能将胡汉民唤出，那些“国民党右派”必会随同依附于自己，岂不势盛了？
所以，这不啻是一着好棋。
蒋介石有了主意后，即《致电》“邀请胡汉民来宁，共掌大局”。
胡汉民能得到蒋介石邀请，自然高兴；何况，“**”正是自己所愿；因此，胡汉民即表示“应邀愿往”，并向蒋介石谏言：“欲‘**、清党’，非有壮士断腕之决心不可。”
此话，蒋介石听了即产生共鸣，更是迫不及待要在上海对中＊共＊下手了。
四月十日，汪精卫抵达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民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
会上，汪精卫宣誓就职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迎汪复职’运动”算是大功告成、落下帷幕了。
而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程潜，察知蒋介石要在南京“另立‘政府’”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甚是为国民党的前途担忧了；因此，不赞成蒋介石如此为，并欲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进行调和。
然而，蒋介石决心已定，哪里还听得进程潜之言？
蒋介石见程潜果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与自己意见相左，也就对他很不放心了；于是，蒋介石急调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与贺耀组的第四十军抵宁，以对程潜进行威逼。
因为，程潜本来就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北伐”时，其所部第十八师留在了广东香山；所以，随同程潜“北伐”的只有两个师；而此时，驻于南京的仅有杨源浚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程潜自知难与蒋介石抗衡，被迫离开南京去往武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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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又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人，于四月八日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以取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从而，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的成果窃取了。
蒋介石知道，自己这些所为必会激起上海工人、民众的不满与抗议；于是，第二天即又宣布“戒严”，成立了“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一切集会、罢工、游行”。
同时，蒋介石将已不再受信任的薛岳、严重俩人“免职”，以防不测；由胡宗南代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陈诚接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去拜访上海“青、红帮”头目杜月笙、张啸林，欲借助俩人之力、助其成事。
因为，蒋介石是黄金荣的门生，与杜月笙、张啸林原就是“帮会”中的兄弟，岂有不从之理？
再，上海的“青、红帮”虽然势大，但毕竟是“黑社会”性质而上不了台面；因此，俩人也常思能有朝一日由黑转白，以更将事业做大。
而蒋介石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别人做梦都想巴结他，俩人有此便利、岂可错失机会？
俩人知道，若是助蒋介石成事了，自己也就能趁机进入白道、走上台面；如此，岂不圆了自己的梦？
因此，俩人更是不加思索地就满口答应了。
于是，蒋介石当面密授计宜，要他俩如此这般；杜月笙与张啸林当然又是言听计从，且都表示“愿卖十二分的力”，这令蒋介石心中大悦。
同时，蒋介石还将驻于闸北、与“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薛岳部“调离”，由积极“**”的刘峙所部第一军第二师接防。
就这样，蒋介石磨刀霍霍，一切为“**”所需的准备都已就绪了，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动手。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赴宁去忙“建都”南京、另立“政府”之事了。
本来，蒋介石只想待自己完全控制“宁、沪”后，再逼迫“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从而，将“国民政府”控在自己掌中后、便于“挟天子令诸侯”，而没想另立“政府”。
然而，现在看来此途难行；因为，武汉的那帮“国民党左派”本来就总是与自己对着干，汪精卫回来后似是有了主心骨、必是更不会听命于自己了。
所以，欲与武汉的那帮异己分子抗衡、还得另想办法。
而看了《汪、陈联合宣言》后，蒋介石想不到汪精卫竟然会以“国民党领袖”自居，真是岂有此理；在蒋介石眼中，汪精卫只是个“庸人”，无非是因其“出道早”才居了高位；但无论如何、至多只是与自己并起并坐，能允许他“回国复职”已是自己忍让了；谁知，他竟敢自称“党魁”了，蒋介石怎能不气？
也就促使他觉得干脆“建都”南京、另立“政府”得了，且不容迟疑。
只是，欲“另立‘政府’”并非易事，首先得有人。
虽然，李济琛与“‘桂系’三杰”都已愿与自己合作了；但欲“另立‘政府’”，看来仅靠这几个人还不够，得再拉一批力量。
但是，汪精卫已经走了，还能拉谁呢？
忽然，蒋介石想起了被他撵走的胡汉民。
原来，在“北伐军”攻取“湘、鄂”之时，胡汉民曾《致电》向他祝贺过；但因，当时的蒋介石仍没把胡汉民放在眼里，故而没予回音而冷落了他；现在想来，胡汉民是在向自己献媚示好。
而胡汉民毕竟曾是在党内颇有声望、仅次于汪精卫之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右派”中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右派”虽是受到了重挫，但如同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现在自己要“分共、清党”，正需要利用他们；若能将胡汉民唤出，那些“国民党右派”必会随同依附于自己，岂不势盛了？
所以，这不啻是一着好棋。
蒋介石有了主意后，即《致电》“邀请胡汉民来宁，共掌大局”。
胡汉民能得到蒋介石邀请，自然高兴；何况，“**”正是自己所愿；因此，胡汉民即表示“应邀愿往”，并向蒋介石谏言：“欲‘**、清党’，非有壮士断腕之决心不可。”
此话，蒋介石听了即产生共鸣，更是迫不及待要在上海对中＊共＊下手了。
四月十日，汪精卫抵达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民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
会上，汪精卫宣誓就职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迎汪复职’运动”算是大功告成、落下帷幕了。
而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程潜，察知蒋介石要在南京“另立‘政府’”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甚是为国民党的前途担忧了；因此，不赞成蒋介石如此为，并欲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进行调和。
然而，蒋介石决心已定，哪里还听得进程潜之言？
蒋介石见程潜果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与自己意见相左，也就对他很不放心了；于是，蒋介石急调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与贺耀组的第四十军抵宁，以对程潜进行威逼。
因为，程潜本来就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北伐”时，其所部第十八师留在了广东香山；所以，随同程潜“北伐”的只有两个师；而此时，驻于南京的仅有杨源浚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程潜自知难与蒋介石抗衡，被迫离开南京去往武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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