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时，汪精卫已经回国，陈独秀就将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以为通过汪精卫可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从而化解眼前的危机。
为此，陈独秀对上海总工会下达了“禁止罢工”《命令》。
这道《禁令》使中＊共＊的党内同志与工人们感到非解而难以接受，时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杨之华等人当面向陈独秀要求“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
然而，陈独秀却以“党的组织纪律”为由反诘，拒绝了“解除《禁令》”的要求。
接着，陈独秀即去拜会汪精卫了。
此时，汪精卫虽是把蒋介石等人应付过去了，但心中却也疑惑不定；所以，当陈独秀前来与他晤面时，汪精卫即责问道：“听，**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喊‘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仲甫可知此事？”
陈独秀本想假手汪精卫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使业已紧张的气氛能得以缓解；但谁知，汪精卫见面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令陈独秀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看来，汪精卫也已听信了谣言，故有此问；而陈独秀对汪精卫寄予希望，若是他的疑虑没有消除，眼前的危机就难化解。
于是，陈独秀思索了一下后，郑重地答道：“尽是谣传，绝无此事。”接着，为了使汪精卫相信，陈独秀又补充道：“汪主席如若不信，我可作书面声明，以释谣传。”
汪精卫见陈独秀如此言了，遂也道：“仲甫之言，我岂能不信？
不过，事关重大，不若你我共同发表一个《宣言》，以清耳目。”
对于汪精卫的这个提议，陈独秀当然同意。
于是，由陈独秀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份俩人共同署名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即俗称的《汪、陈联合宣言》或《汪、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上海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汪、陈联合宣言》。
《汪、陈联合宣言》中有言：“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甲则曰：**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
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将压迫工会纠察队。
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
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在**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具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最后，告诫“国、共两党”同志：“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
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拋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追行。
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汪精卫即匆匆地离沪赴鄂了。
陈独秀见《联合宣言》已经发表，则觉得“国、共”两党的一切问题该能迎刃而解可万事大吉了。
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国民政府主席”，众人迎其回国复职，可见其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声望与影响力；而今，汪精卫出声了，想必蒋介石也该忌其几分而不敢再妄动。
而“共产国际”对于《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也给予了高度评介，苏联的《真理报》还载称赞“中国**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这更增添了陈独秀的自信。
但殊不知，这份《联合宣言》却如一副麻醉剂，使陈独秀的自信变成了自误。
同时，也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某种误导，以为“危机真的能凭着这一纸《宣言》就消除”；从而，使中＊共＊迷失方向、甚至于进入了歧途。
因为，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骨干分子及普通党员都放松了作为革命者应有的警惕性，以让蒋介石有机可乘。
而蒋介石见汪精卫发表了所谓的《汪、陈联合宣言》后就溜到武汉去了，知道欲拉其入伙已是不成；既然如此，蒋介石也就决定撇开汪精卫、孤注一掷地单独行事了。
而此时，因汉口“四·三惨案”处境堪难的日本，也欲与蒋介石来交道了。
而已回到上海了的戴季陶则带来了日本方面的回音，言：“日本政府愿意支持蒋介石。”只是，有一个交换条件，即是要蒋介石“镇压**与‘工人运动’，确保日本的在华利益”。
因为，这与蒋介石所思欲为相符、当然没有二话，且更坚定了蒋介石要“分共、清党”的决心。
于是，四月六日，蒋介石即以“‘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布告》，宣称“上海的一切工会组织及其工人纠察队必须接受‘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管辖；否则，以违法叛乱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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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陈独秀对上海总工会下达了“禁止罢工”《命令》。
这道《禁令》使中＊共＊的党内同志与工人们感到非解而难以接受，时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杨之华等人当面向陈独秀要求“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
然而，陈独秀却以“党的组织纪律”为由反诘，拒绝了“解除《禁令》”的要求。
接着，陈独秀即去拜会汪精卫了。
此时，汪精卫虽是把蒋介石等人应付过去了，但心中却也疑惑不定；所以，当陈独秀前来与他晤面时，汪精卫即责问道：“听，**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喊‘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仲甫可知此事？”
陈独秀本想假手汪精卫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使业已紧张的气氛能得以缓解；但谁知，汪精卫见面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令陈独秀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看来，汪精卫也已听信了谣言，故有此问；而陈独秀对汪精卫寄予希望，若是他的疑虑没有消除，眼前的危机就难化解。
于是，陈独秀思索了一下后，郑重地答道：“尽是谣传，绝无此事。”接着，为了使汪精卫相信，陈独秀又补充道：“汪主席如若不信，我可作书面声明，以释谣传。”
汪精卫见陈独秀如此言了，遂也道：“仲甫之言，我岂能不信？
不过，事关重大，不若你我共同发表一个《宣言》，以清耳目。”
对于汪精卫的这个提议，陈独秀当然同意。
于是，由陈独秀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份俩人共同署名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即俗称的《汪、陈联合宣言》或《汪、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上海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汪、陈联合宣言》。
《汪、陈联合宣言》中有言：“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甲则曰：**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
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将压迫工会纠察队。
这类谣言，不知自何而起。
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在**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役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表示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具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最后，告诫“国、共两党”同志：“我们强大的敌人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
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拋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追行。
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汪精卫即匆匆地离沪赴鄂了。
陈独秀见《联合宣言》已经发表，则觉得“国、共”两党的一切问题该能迎刃而解可万事大吉了。
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国民政府主席”，众人迎其回国复职，可见其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声望与影响力；而今，汪精卫出声了，想必蒋介石也该忌其几分而不敢再妄动。
而“共产国际”对于《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也给予了高度评介，苏联的《真理报》还载称赞“中国**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这更增添了陈独秀的自信。
但殊不知，这份《联合宣言》却如一副麻醉剂，使陈独秀的自信变成了自误。
同时，也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某种误导，以为“危机真的能凭着这一纸《宣言》就消除”；从而，使中＊共＊迷失方向、甚至于进入了歧途。
因为，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骨干分子及普通党员都放松了作为革命者应有的警惕性，以让蒋介石有机可乘。
而蒋介石见汪精卫发表了所谓的《汪、陈联合宣言》后就溜到武汉去了，知道欲拉其入伙已是不成；既然如此，蒋介石也就决定撇开汪精卫、孤注一掷地单独行事了。
而此时，因汉口“四·三惨案”处境堪难的日本，也欲与蒋介石来交道了。
而已回到上海了的戴季陶则带来了日本方面的回音，言：“日本政府愿意支持蒋介石。”只是，有一个交换条件，即是要蒋介石“镇压**与‘工人运动’，确保日本的在华利益”。
因为，这与蒋介石所思欲为相符、当然没有二话，且更坚定了蒋介石要“分共、清党”的决心。
于是，四月六日，蒋介石即以“‘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布告》，宣称“上海的一切工会组织及其工人纠察队必须接受‘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管辖；否则，以违法叛乱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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