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是一个麻花辫女人，眉眼弯弯的，穿着碎花布衫，站在一棵开花的槐树下。
照片边角泛黄了，玻璃框上落了灰，但老李每天都会拿袖子擦一遍。
照片上那个女人的眼睛和阿黄见过的人都不一样——她看人的方式不是用瞳孔，是用整个眼眶，柔柔地、暖暖地裹着你，像是春天的太阳晒在肚皮上。
阿黄没见过她，但阿黄觉得自己认识她。
因为每次老李看她的照片，他的味道就会变。
人身上有两种味道——一种是鼻子能闻到的，烟味、汗味、药味、铁锈味；还有一种是只有阿黄能闻到的，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但每只狗都知道。
开心的味道是暖的，难过的味道是酸的，生气的味道是辣的。
老李看照片的时候，身上的味道是又酸又暖的——酸的是思念，暖的是爱。
这两种味道搅在一起，阿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把脑袋搁在老李的膝盖上，用自己最笨的办法告诉他：我在。
从那天起，阿黄多了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老李睡着之后，它会悄悄从窝里爬起来，走到厨房里蹲在那堆碗碟前面。
碗碟放在木架子上，比它高出两个头，它够不着。
但它还是一夜一夜地蹲在那里，眼睛盯着架子上那些碗——那些老李端不住、拿不稳、随时可能摔碎的碗——耳朵竖得笔直，像一座小小的、毛茸茸的哨兵雕像。
它觉得自己是在守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虽然它说不清楚那个东西是什么。
也许是碗，也许是比碗更脆弱的什么。
这样守了几夜之后，老李发现了。
那天半夜他起来上厕所，路过厨房门口，看见阿黄蹲在碗架前面，脊背挺得直直的，耳朵竖着，尾巴卷成一个问号搁在地上。
月光从厨房的小窗户里照进来，把阿黄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被压扁了的英雄。
老李扶着门框站了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他走过去，不是去上厕所，而是走到阿黄身边，扶着碗架，慢慢地、一节一节地，蹲了下来。
他的膝盖在蹲下的时候发出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厨房里格外刺耳。
他伸手摸了摸阿黄的头，这一次手没有抖，大概是因为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上头。
“傻狗。”他说。
声音是哑的，哑得像砂纸磨在木板上，但阿黄听出来了，那层哑底下藏着的东西不是难过，是一种很烫很烫的、几乎要从眼眶里溢出来的什么。
它不懂老李为什么叫它傻狗，但它知道老李的声音在发抖。
它把脑袋拱进老李的怀里，闻到了肥皂和药片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橘子香——那是今天下午那个被放在桌上谁也没吃的橘子。
阿黄不懂老李为什么叫它傻狗，但它知道，老李说“傻”的时候，和他叫它“阿黄”的时候，声音是一样的。
一样的好听。
第二天，老李做了一个决定。
他在藤椅上坐了一上午，腿上盖着那条旧毛毯，手里攥着那个凉透了的橘子，一动不动。
阿黄趴在他脚边，看着他脚上那双棉拖鞋——左脚的鞋底磨穿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棉花，走起路来一高一低。
他该换一双新的，但他没换，因为新鞋太硬，要磨很久才能跟脚。
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那个时间了。
中午的时候，他终于动了。
他撑着藤椅扶手站起来，晃了两下才站稳，然后走到墙角那个老旧的五斗橱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
抽屉里装满了杂物——旧钥匙、生锈的螺丝刀、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过期粮票、几颗玻璃弹珠——还有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电话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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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边角泛黄了，玻璃框上落了灰，但老李每天都会拿袖子擦一遍。
照片上那个女人的眼睛和阿黄见过的人都不一样——她看人的方式不是用瞳孔，是用整个眼眶，柔柔地、暖暖地裹着你，像是春天的太阳晒在肚皮上。
阿黄没见过她，但阿黄觉得自己认识她。
因为每次老李看她的照片，他的味道就会变。
人身上有两种味道——一种是鼻子能闻到的，烟味、汗味、药味、铁锈味；还有一种是只有阿黄能闻到的，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但每只狗都知道。
开心的味道是暖的，难过的味道是酸的，生气的味道是辣的。
老李看照片的时候，身上的味道是又酸又暖的——酸的是思念，暖的是爱。
这两种味道搅在一起，阿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把脑袋搁在老李的膝盖上，用自己最笨的办法告诉他：我在。
从那天起，阿黄多了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老李睡着之后，它会悄悄从窝里爬起来，走到厨房里蹲在那堆碗碟前面。
碗碟放在木架子上，比它高出两个头，它够不着。
但它还是一夜一夜地蹲在那里，眼睛盯着架子上那些碗——那些老李端不住、拿不稳、随时可能摔碎的碗——耳朵竖得笔直，像一座小小的、毛茸茸的哨兵雕像。
它觉得自己是在守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虽然它说不清楚那个东西是什么。
也许是碗，也许是比碗更脆弱的什么。
这样守了几夜之后，老李发现了。
那天半夜他起来上厕所，路过厨房门口，看见阿黄蹲在碗架前面，脊背挺得直直的，耳朵竖着，尾巴卷成一个问号搁在地上。
月光从厨房的小窗户里照进来，把阿黄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被压扁了的英雄。
老李扶着门框站了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他走过去，不是去上厕所，而是走到阿黄身边，扶着碗架，慢慢地、一节一节地，蹲了下来。
他的膝盖在蹲下的时候发出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厨房里格外刺耳。
他伸手摸了摸阿黄的头，这一次手没有抖，大概是因为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上头。
“傻狗。”他说。
声音是哑的，哑得像砂纸磨在木板上，但阿黄听出来了，那层哑底下藏着的东西不是难过，是一种很烫很烫的、几乎要从眼眶里溢出来的什么。
它不懂老李为什么叫它傻狗，但它知道老李的声音在发抖。
它把脑袋拱进老李的怀里，闻到了肥皂和药片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橘子香——那是今天下午那个被放在桌上谁也没吃的橘子。
阿黄不懂老李为什么叫它傻狗，但它知道，老李说“傻”的时候，和他叫它“阿黄”的时候，声音是一样的。
一样的好听。
第二天，老李做了一个决定。
他在藤椅上坐了一上午，腿上盖着那条旧毛毯，手里攥着那个凉透了的橘子，一动不动。
阿黄趴在他脚边，看着他脚上那双棉拖鞋——左脚的鞋底磨穿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棉花，走起路来一高一低。
他该换一双新的，但他没换，因为新鞋太硬，要磨很久才能跟脚。
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那个时间了。
中午的时候，他终于动了。
他撑着藤椅扶手站起来，晃了两下才站稳，然后走到墙角那个老旧的五斗橱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
抽屉里装满了杂物——旧钥匙、生锈的螺丝刀、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过期粮票、几颗玻璃弹珠——还有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电话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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