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的时候，护城河边的柳树又开始飘絮了。
阿黄趴在藤椅下面，透过门缝看着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枝头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它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不是不能出门，门并没有锁。
老李走的那天，刘奶奶走的时候只是把门虚掩着，怕阿黄跑出去被车撞了。
但阿黄并没有跑出去。
它每天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清早从藤椅上醒来，走到门口闻一闻门缝里漏进来的风，然后在屋里转一圈，闻闻老李的棉袄、闻闻那双后跟磨歪了的布鞋、闻闻灶台上那个很久没有煮过粥的铝锅，最后回到藤椅下面趴好。
藤椅下面的地板上，落叶已经堆了厚厚一层，都是它从门口一片一片叼进来的。
每一片叶子叼回来的时候都是金黄的、完整的，然后慢慢变枯、变脆、变碎，变成一小撮褐色的粉末粘在地板缝里。
阿黄不扫，也不让人扫。
刘奶奶有一次拿了扫帚想帮它清理一下，阿黄挡在藤椅前面，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不是凶狠的咆哮，而是那种让人听了鼻子发酸的、近乎哀求的哀鸣。
刘奶奶举着扫帚愣了好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把扫帚放下了。
“这狗，成精了。”刘奶奶对着隔壁的王婶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阿黄听到，“比人还认死理。”
王婶探着头往屋里看了一眼，看到阿黄趴在藤椅下面，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眼睛睁着，望着门口，一动不动的样子像一尊被遗忘在旧宅子里的小石狮子。
“老李走了快四个月了吧？”王婶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十一月走的，这都三月初了。
它还这样？”
“还这样。
给它端饭也吃，就是吃得少，原来一顿能吃大半盆，现在吃两口就剩下了。
喝水倒是喝得挺多，我估摸着是想把眼泪补回来——虽然也没见它真掉过眼泪。”刘奶奶用围裙擦了擦手，看着阿黄的方向，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你说它知不知道老李不回来了？”
王婶沉默了。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阿黄不会说话，不会问“老李去了哪里”，不会像人一样拉着邻居的袖子一遍一遍地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它只是用一种沉默的、近乎顽固的方式，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一件事：等待。
它的等待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也不需要任何人安慰。
它等它的，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
三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阿黄忽然从藤椅上跳了下来。
它做了一个它很久没有做过的事情——走到门口，用鼻子拱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迈出了门槛。
门外的光线刺得它眯了一下眼睛。
四个月没有出门，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路还在，老槐树还在，巷口那家馒头铺还在冒着热气。
但很多东西也变了——槐树上的叶子不是去年秋天那些叶子了，青石板缝里的青苔换了新的，空气里飘着的味道也和去年不一样了。
去年秋天的风里有煤烟味和老李的烟草味，现在的风里只有一股湿润的泥土腥气，混着远处护城河的水汽和柳絮的清香。
老李的味道，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阿黄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屋里。
藤椅静静地立在火炉前面，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切进来，在椅面上画出一道明亮的光斑。
椅背上搭着老李的旧棉袄，袖子垂下来，被从门缝里灌进去的穿堂风吹得轻轻晃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刚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
阿黄的尾巴尖动了动。
它转回头，朝着巷口的方向走了出去。
它走得很慢，和以前跟着老李出门时那种一溜小跑、尾巴翘得老高的走法完全不同。
现在的它低着头，步子沉稳，每一步都踩在青石板的中间，像是沿着一条只有它自己能看到的路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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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黄趴在藤椅下面，透过门缝看着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枝头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它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不是不能出门，门并没有锁。
老李走的那天，刘奶奶走的时候只是把门虚掩着，怕阿黄跑出去被车撞了。
但阿黄并没有跑出去。
它每天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清早从藤椅上醒来，走到门口闻一闻门缝里漏进来的风，然后在屋里转一圈，闻闻老李的棉袄、闻闻那双后跟磨歪了的布鞋、闻闻灶台上那个很久没有煮过粥的铝锅，最后回到藤椅下面趴好。
藤椅下面的地板上，落叶已经堆了厚厚一层，都是它从门口一片一片叼进来的。
每一片叶子叼回来的时候都是金黄的、完整的，然后慢慢变枯、变脆、变碎，变成一小撮褐色的粉末粘在地板缝里。
阿黄不扫，也不让人扫。
刘奶奶有一次拿了扫帚想帮它清理一下，阿黄挡在藤椅前面，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不是凶狠的咆哮，而是那种让人听了鼻子发酸的、近乎哀求的哀鸣。
刘奶奶举着扫帚愣了好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把扫帚放下了。
“这狗，成精了。”刘奶奶对着隔壁的王婶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阿黄听到，“比人还认死理。”
王婶探着头往屋里看了一眼，看到阿黄趴在藤椅下面，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眼睛睁着，望着门口，一动不动的样子像一尊被遗忘在旧宅子里的小石狮子。
“老李走了快四个月了吧？”王婶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十一月走的，这都三月初了。
它还这样？”
“还这样。
给它端饭也吃，就是吃得少，原来一顿能吃大半盆，现在吃两口就剩下了。
喝水倒是喝得挺多，我估摸着是想把眼泪补回来——虽然也没见它真掉过眼泪。”刘奶奶用围裙擦了擦手，看着阿黄的方向，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你说它知不知道老李不回来了？”
王婶沉默了。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阿黄不会说话，不会问“老李去了哪里”，不会像人一样拉着邻居的袖子一遍一遍地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它只是用一种沉默的、近乎顽固的方式，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一件事：等待。
它的等待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也不需要任何人安慰。
它等它的，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
三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阿黄忽然从藤椅上跳了下来。
它做了一个它很久没有做过的事情——走到门口，用鼻子拱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迈出了门槛。
门外的光线刺得它眯了一下眼睛。
四个月没有出门，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路还在，老槐树还在，巷口那家馒头铺还在冒着热气。
但很多东西也变了——槐树上的叶子不是去年秋天那些叶子了，青石板缝里的青苔换了新的，空气里飘着的味道也和去年不一样了。
去年秋天的风里有煤烟味和老李的烟草味，现在的风里只有一股湿润的泥土腥气，混着远处护城河的水汽和柳絮的清香。
老李的味道，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阿黄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屋里。
藤椅静静地立在火炉前面，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切进来，在椅面上画出一道明亮的光斑。
椅背上搭着老李的旧棉袄，袖子垂下来，被从门缝里灌进去的穿堂风吹得轻轻晃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刚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
阿黄的尾巴尖动了动。
它转回头，朝着巷口的方向走了出去。
它走得很慢，和以前跟着老李出门时那种一溜小跑、尾巴翘得老高的走法完全不同。
现在的它低着头，步子沉稳，每一步都踩在青石板的中间，像是沿着一条只有它自己能看到的路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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