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经济作物的栽培超过两汉时期,不仅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

在水稻种植方面,尽管仍保留传统的火耕水耨耕作制度,但随着人们对水稻生长规律的深入掌握,其内涵已有显著变化,精耕细作程度加强。

火耕不再是唯一的杀虫施肥方法,粪肥被广泛使用,绿肥也日益普及。

东晋、南朝时期,水利工程取得显著发展,特别是小型水利工程逐渐普及,形成了沿港滨湖地区以水网圩田为主、山地岗阜地区以陂塘堰坝为主的特色。

此外,南朝在牛耕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发明了单牛、短辕的框型犁。

它的出现,对农田耕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适合南方水田生产的犁、耙等工具也日益完善。

在南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南、北士族地主皆采用田庄形式进行生产。

北方士族南迁时,携带大量部曲和佃客,但缺乏田地。

因此,他们四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谋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带掠夺土地达万顷。

与此同时,南方士族地主也进一步扩充自身经济实力。

士族地主在其占据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当时称作“墅”或“园”。

例如,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周边达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包含两座山,还有九个果园”。

谢灵运在始宁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个果园,沿水渠两岸有大片良田。

在士族田庄经济中,农业占据主导地位。

田庄内有大量耕地,并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

耕地上种植着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

仅次于农业的是园林业,经营竹木果树等。

此外,还有养鱼业和畜牧业,并且从事纺织、酿造、制造生产工具等多种手工业生产。

由于经营多种产业,士族地主田庄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

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隶,士族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

但在东晋和南朝前期,田庄将大量劳动力组织起来,在山区水滨进行垦植,且士族地主还关注生产,此时地主田庄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后来,随着门阀士族日益腐朽,田庄逐渐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也是封建政府剥削的主要对象。

他们对政府的负担主要有租调、杂税、徭役三项。

宋、齐时期的田租大致沿袭东晋后期制度,即口税米五石。

户调剥削方面,宋孝武帝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额,征收时仍采用“九品相通”的办法,即先评定户产,确定户等,再依据户等高低分派。

战争时期,普通农民也需承担兵役,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

因此,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颇为发达,养蚕技术已相当成熟,豫章等地一年可养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可达帝之后降至二、三百钱,这表明丝织品的产量有所增加。

南北朝时期,政府均设有专门官员管理矿冶。

建康尚方设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废除),州、郡有矿冶的设冶令。

此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北朝从北魏道武帝开始,也设置官冶,铸造兵器。

在冶铸技术方面,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

炼钢技术也取得重大进步。

当时还发明了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即将生熟铁混合冶炼,火候适宜时,生铁先熔化,渗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即可成为优质钢,用于制造宝剑、刀、镰等。

灌钢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用它生产的铁除制造武器外,还有较多剩余,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

尤其是坚硬耐磨的灌钢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工具的一大革新,为丘陵、岗阜、湖泊、沼泽、滩涂的开垦创造了有利条件。

煮盐方面,北魏池盐产地主要在河东郡,产量颇丰。

东魏、北齐时期,海盐产量巨大。

盐的生产主要由官府掌控。

东晋南朝时,瓷器烧制有了新发展。

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通体青釉的青瓷,产地较为集中在会稽郡(浙江绍兴)一带。

青瓷胎质纯净,硬度高,釉料均匀,通体青莹,造型多样美观。

考古发掘表明,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闻名,且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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