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匈奴单于仓皇出逃,不知所踪。

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趁乱自立为北匈奴单于,率部众驻守蒲类海。

蒲类海与东汉的伊吾地区相邻,於除鞬慑于东汉军威,遣使“款塞乞降”,表示愿意归附大汉。

窦宪见此良机,心生一计,意欲扶持於除鞬,以制衡各方势力,巩固自身权势。

他向章德太后奏请,“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主张让於除鞬返回漠北匈奴故地,并由东汉朝廷同时监护南匈奴与北匈奴。

此议一出,朝堂哗然,群臣纷纷表示反对,认为扶持北匈奴残余势力,无异于养虎为患,日后必成大患。

但窦宪位高权重,又深得太后信任,章德太后对群臣的谏言置若罔闻,力排众议,批准了窦宪的奏请。

随后,朝廷任命耿夔、任尚二人为护匈奴中郎将,率领部众护送於除鞬单于返回漠北。

自此,东汉王朝在都护南匈奴、西域诸国的同时,又承担起了都护北匈奴的职责,边境局势愈发错综复杂。

章德太后不仅在朝堂之上安插窦氏亲信,更将大批窦氏家族子弟以及亲朋故友,尽数任命为朝官或地方官。

这些人依仗太后与窦宪的权势,在朝堂之上结党营私,上下勾结;在地方之上则专权放纵,肆意妄为,对曾经得罪过窦氏的人,更是大肆报复打击,无所忌惮。

太后的弟弟窦景,尤为骄横跋扈,他纵容家中奴仆横行霸道,欺凌百姓,强夺民财,甚至公然劫掠官府定罪的犯人,奸污霸占良家妇女。

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商贾之人只要听闻窦景出行,便纷纷闭门歇业,唯恐避之不及,其行径与盗寇无异。

即便如此,“有司莫敢举奏”,地方官员畏惧窦氏权势,皆敢怒而不敢言,无人敢向上弹劾窦景的恶行。

章德太后的刚愎自用与窦氏外戚的专权跋扈,早已激起了朝中一众正直朝臣的强烈不满。

他们忧心汉室江山,屡屡上书进谏,痛陈外戚专权之弊,有时甚至不惜以死抗争。

仅据《资治通鉴》记载,在章德太后临朝称制的短短近五年时间里,大臣们针对窦氏专权、朝政紊乱等各种问题,先后上书进谏多达十五六次。

然而,这些忠言直谏,大多石沉大海,未能撼动窦氏的权势分毫。

永元三年(91年)正月,刘肇年满十四岁,按照汉朝礼制,需行加元服之礼,也就是冠礼,以示成年。

依照古礼,行冠礼之前,应先行卜筮之仪,占卜选定吉日良辰,再挑选德高望重的筮宾为受冠者加冠。

章德太后为彰显对刘肇的重视,任命司徒袁安为筮宾,主持冠礼仪式。

冠礼之上,袁安为刘肇加冠,太后则依照惯例,赐予刘肇束帛、乘马等物。

加冠之后的刘肇,虽名义上已成年,却依旧未能亲掌朝政,窦氏外戚依旧把持着大权。

同年二月,窦宪派遣副将耿夔领兵出征,发动了金微山之战。

此役,汉军大获全胜,再度重创北匈奴残余势力。

经此一战,窦宪威名远扬,权势愈发煊赫。

地方各州的刺史、郡守、县令等官员,为了攀附窦宪,纷纷搜刮民脂民膏,向百姓征收繁重赋税,将所得钱财尽数用来贿赂窦宪,以求仕途晋升。

大司徒袁安、大司空任隗,皆是朝中忠直之臣,见此情形,怒不可遏,二人联名上书,弹劾这些搜刮民财、贿赂权贵的地方官吏。

刘肇虽未亲政,却也心怀百姓,当即下诏,罢免了袁安所奏劾的四十多名地方官吏。

此举触怒了窦氏外戚,他们对袁安、任隗恨之入骨,自此便将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尚书仆射乐恢,亦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大臣,他目睹窦氏外戚专权乱政,忧心忡忡,遂上疏朝廷,痛陈外戚干政的危害,恳请太后约束窦氏子弟,还政于帝。

章德太后看罢奏疏,非但不听劝谏,反而心生不满。

乐恢深知自己已触怒窦氏,恐遭报复,便主动辞官,返回州郡故里。

即便如此,窦宪仍不肯罢休,他依仗权势,派人对乐恢威逼利诱,最终逼迫乐恢服毒自尽。

乐恢之死,令满朝文武大为震恐,群臣皆惧窦氏淫威,自此纷纷跟风逢迎窦宪,无人再敢违抗其旨意。

唯有袁安,坚守本心,时常为汉室江山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暗自呜咽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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