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沉冤得雪（1/2）
状纸是从第二天清晨开始堆积的。
天还没亮透，府衙门口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
他们大多穿着深色的旧衣裳，衣料被反复搓洗到泛白，袖口和领口磨出了毛边。
有的人提着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灯芯在晨风中跳动着，像一粒被捏在指间迟迟不肯放下的火星。
他们等待的，是一扇门在早上被推开。
张不言让人把府衙大门的门槛卸了，把条案摆在了门前石阶上方。
这样每一个人走上台阶时都不用低头，不用弯腰。
第一位递状纸的是一个老妇人，她的手指弓得像老树的根须，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像是从土里连根拔起时还带着泥。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把一张折了四折的纸放在案上，又退后一步，那双被岁月磨得只剩最后一点光亮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张不言。
张不言打开折纸，纸面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折痕处已经泛白，像一条被走过很多遍的路，路边的草都踩平了。
字迹是别人代写的，但内容是一个人的声音——三年前，她家的两亩水田被刘家强占，丈夫去府衙告状，回来后第三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媳妇改嫁了，孙子被带去了外乡，她一个人住在村口的老屋里，靠野菜和邻居的施舍过活。
状纸的最后一行写道：“田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我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张不言放下状纸，抬头看着老妇人：“老人家，你家的田地在什么位置？”老妇人说了一个地名，像是在说一个已经被遗忘很久的坐标。
张不言在状纸上记下，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查”字，墨迹在纸面上晕开，像一滴雨落在晒干多年的土地上，被迅速吸收，只留下一圈深色的边缘。
第二位是个中年汉子，穿着一件补了七八处补丁的短褐。
他的状纸写在一张草纸上，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一根树枝蘸着墨汁写的。
他说他家在城西有一间铺子，开了一辈子的豆腐坊，去年秋天被周家看中了那块地，说要“扩宅子”。
他不肯卖，第二天铺子就失了火。
火灭了之后，他发现灶台底下多了一截没烧完的油布。
状纸写到这里就断了，像是写的人在落笔时突然被一阵风吹走了思绪，不知道该把接下来的话放在哪一行。
张不言问他有没有报官，中年汉子低下头，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报了。
没有用。
他们说我是自己不小心走了水，诬告他人。”张不言说：“你铺子烧了之后，周家来买地了吗？”中年汉子说来了，出价只有市价的三成，他接受了，因为不接的话，可能下一次烧的就不是铺子了。
整个上午，状纸像被风吹落的叶子，一张接一张地落在案上。
到午时收工，共接了三十七份。
每一份背后都是一条被压在水面下的脊梁，有些已经弯得太久，甚至自己都忘了还能伸直。
张不言没有午休，坐在条案后面就着赵大虎端来的一碗凉粥，一边喝一边翻看那些状纸。
粥已经凉了，米粒泡得发胀，但他没有在意，一碗粥喝完了，状纸也刚好翻完。
他放下碗，提起笔，开始在每一份状纸的背面做标记——哪些需要调地契来查，哪些需要找当年的经手人证，哪些需要实地丈量。
第三天、第四天，状纸继续增加。
到第四天傍晚，总数已经超过了一百份。
刘家的地契大部分是合法的，但那些合法地契背后的流向像一条隐蔽的河，河面上漂着文书和印鉴，河底却沉积着地契和补偿金之间那道被抹平的差额。
周家的手段更隐蔽一些，他们不直接强占，而是通过高利贷让农户欠债，再以地抵债。
而那些连地都没有的人，被以“非法占地”或“流民滋事”的名义抓进牢里，再以劳役折抵“罚款”。
那些被关进去的人里，有的至今还在某个采石场里凿石头，有的已经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第五天下午，张不言传了第一批证人上堂。
他用的是正堂——府衙里那间最正式的公堂，匾额上写着“明镜高悬”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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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透，府衙门口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
他们大多穿着深色的旧衣裳，衣料被反复搓洗到泛白，袖口和领口磨出了毛边。
有的人提着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灯芯在晨风中跳动着，像一粒被捏在指间迟迟不肯放下的火星。
他们等待的，是一扇门在早上被推开。
张不言让人把府衙大门的门槛卸了，把条案摆在了门前石阶上方。
这样每一个人走上台阶时都不用低头，不用弯腰。
第一位递状纸的是一个老妇人，她的手指弓得像老树的根须，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像是从土里连根拔起时还带着泥。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把一张折了四折的纸放在案上，又退后一步，那双被岁月磨得只剩最后一点光亮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张不言。
张不言打开折纸，纸面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折痕处已经泛白，像一条被走过很多遍的路，路边的草都踩平了。
字迹是别人代写的，但内容是一个人的声音——三年前，她家的两亩水田被刘家强占，丈夫去府衙告状，回来后第三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媳妇改嫁了，孙子被带去了外乡，她一个人住在村口的老屋里，靠野菜和邻居的施舍过活。
状纸的最后一行写道：“田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我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张不言放下状纸，抬头看着老妇人：“老人家，你家的田地在什么位置？”老妇人说了一个地名，像是在说一个已经被遗忘很久的坐标。
张不言在状纸上记下，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查”字，墨迹在纸面上晕开，像一滴雨落在晒干多年的土地上，被迅速吸收，只留下一圈深色的边缘。
第二位是个中年汉子，穿着一件补了七八处补丁的短褐。
他的状纸写在一张草纸上，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一根树枝蘸着墨汁写的。
他说他家在城西有一间铺子，开了一辈子的豆腐坊，去年秋天被周家看中了那块地，说要“扩宅子”。
他不肯卖，第二天铺子就失了火。
火灭了之后，他发现灶台底下多了一截没烧完的油布。
状纸写到这里就断了，像是写的人在落笔时突然被一阵风吹走了思绪，不知道该把接下来的话放在哪一行。
张不言问他有没有报官，中年汉子低下头，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报了。
没有用。
他们说我是自己不小心走了水，诬告他人。”张不言说：“你铺子烧了之后，周家来买地了吗？”中年汉子说来了，出价只有市价的三成，他接受了，因为不接的话，可能下一次烧的就不是铺子了。
整个上午，状纸像被风吹落的叶子，一张接一张地落在案上。
到午时收工，共接了三十七份。
每一份背后都是一条被压在水面下的脊梁，有些已经弯得太久，甚至自己都忘了还能伸直。
张不言没有午休，坐在条案后面就着赵大虎端来的一碗凉粥，一边喝一边翻看那些状纸。
粥已经凉了，米粒泡得发胀，但他没有在意，一碗粥喝完了，状纸也刚好翻完。
他放下碗，提起笔，开始在每一份状纸的背面做标记——哪些需要调地契来查，哪些需要找当年的经手人证，哪些需要实地丈量。
第三天、第四天，状纸继续增加。
到第四天傍晚，总数已经超过了一百份。
刘家的地契大部分是合法的，但那些合法地契背后的流向像一条隐蔽的河，河面上漂着文书和印鉴，河底却沉积着地契和补偿金之间那道被抹平的差额。
周家的手段更隐蔽一些，他们不直接强占，而是通过高利贷让农户欠债，再以地抵债。
而那些连地都没有的人，被以“非法占地”或“流民滋事”的名义抓进牢里，再以劳役折抵“罚款”。
那些被关进去的人里，有的至今还在某个采石场里凿石头，有的已经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第五天下午，张不言传了第一批证人上堂。
他用的是正堂——府衙里那间最正式的公堂，匾额上写着“明镜高悬”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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