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出发，不论走北路去乌鲁木齐、伊犁，奔里海；还是过了哈密往南折去楼兰、龟兹，西往波斯，以致南穿塔里木沙漠奔印度，这八百里火洲都是必经之地。
所以不论玄奘也好，岑参也好，以及后来发配伊犁的林则徐也好，都在吐鲁番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这样一个重要地区，自然要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重要据点。
汉朝时这里称为“高昌壁”、“高昌垒”，“壁垒森严”是为了保护东西交通的要道，有效地管理边陲。
晋以后，中央政权衰败了，这里就成了几个民族、几股势力角逐的场所。
你杀我砍，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主人，到后魏孝文帝二十三年，敦煌人麹嘉波被拥为高昌王，局势才稳定下来。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势力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还是离心离德，关系着国家兴衰。
按历来规律，凡是中央政权稳定、强盛时，地方势力就容易顺从和拥护；中央政府衰败，中原局势不稳，地方势力的离心力就增大。
张雄却是在中央政府权力更迭、中原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尽全生精力来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张雄出生于隋开皇四年（五八四年），卒于贞观七年（六三三年）。
这五十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乱、唐初由乱到治的时期。
中原正在捉对儿厮杀，当然顾不上边陲的吐鲁番，弹丸之地的麹氏高昌，只得周旋于周围的几股强大势力之间。
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反中央政权的“铁勒人”派官员给他监国，一边又设法和反铁勒拥中央的实厥结亲，并千方百计去和隋朝联系，争取中央政权的领导与支持。
大业五年，隋炀帝“巡河右”，到了张掖。
高昌王伯雅去朝见了他。
并隋炀帝去了长安，参加了隋朝征高丽的战争。
大业八年，隋朝把宗室女华容公主嫁他，伯雅夫妻双双回到高昌。
临行之前，伯雅向隋炀帝表示此次回去，要下令全国“庶民以上，解辫削衽”，恢复汉族衣冠，以示效忠祖国。
隋炀帝很高兴，当即下诏：“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势，并遣使人部领将送。
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
不论炀帝干过多少坏事，搞了多少女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地方势力这件事上做的总算正确。
可是这却惹恼了极力控制高昌并心怀分裂野心的铁勒人。
他们先是通过监国官员威胁伯雅，使他改变衣冠的计划，因为“畏铁勒而不敢改”；继之煽动对伯雅不满，怀有篡权野心的人发动政变，把伯雅赶下台，撵到吐鲁番以外的地方去了。
可见搞霸权，弄颠覆，也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恶癖，怪不得一提霸权，世界人民都反感。
伯雅去长安四年，家里谁替他掌政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估计可能就是张雄的父亲。
因为张雄的祖父是高昌国官员，死后追赠“左卫将军，绾曹郎中，”父亲是“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和伯雅是郎舅之亲。
张雄的姑母是伯雅的“太妃”，并且生了太子文泰。
伯雅被迫流亡时，张雄是陪着一块出走的，就在这次流亡中和后来的反攻中，张雄立下了大功。
他的墓志上记道：“属奸臣作祸，伪（指高昌）祚将颠，公出乾候，兵缠绛邑，君执羁靮，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勖隆复郢”。
伯雅和张雄流亡到什么地方，也是没有记载的事。
考古学家吴震认为他们逃到突厥统叶护可汗处去了。
我赞成此说，因为突厥与铁勒是仇家，他们当时是拥护中央政权的，二来突厥统叶可汗的夫人正是伯雅的女儿，是张雄的表亲。
我们现在反对把私人关系搅和到公事中来，因为这是“封建思想”的表现。
但发生在封建社会里的这类事，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央政权和高昌、突厥，用一条姻亲血缘的带子连在一起，在当时是有利于祖国的团结统一的。
伯雅张雄的复辟战争，不能看作个人权力之争，实在是团结与分裂，统一与割据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张雄的功绩也就在于为维护统一和团结而奋斗不息。
伯雅从下台到复国，用了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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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论玄奘也好，岑参也好，以及后来发配伊犁的林则徐也好，都在吐鲁番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这样一个重要地区，自然要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重要据点。
汉朝时这里称为“高昌壁”、“高昌垒”，“壁垒森严”是为了保护东西交通的要道，有效地管理边陲。
晋以后，中央政权衰败了，这里就成了几个民族、几股势力角逐的场所。
你杀我砍，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主人，到后魏孝文帝二十三年，敦煌人麹嘉波被拥为高昌王，局势才稳定下来。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势力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还是离心离德，关系着国家兴衰。
按历来规律，凡是中央政权稳定、强盛时，地方势力就容易顺从和拥护；中央政府衰败，中原局势不稳，地方势力的离心力就增大。
张雄却是在中央政府权力更迭、中原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尽全生精力来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张雄出生于隋开皇四年（五八四年），卒于贞观七年（六三三年）。
这五十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乱、唐初由乱到治的时期。
中原正在捉对儿厮杀，当然顾不上边陲的吐鲁番，弹丸之地的麹氏高昌，只得周旋于周围的几股强大势力之间。
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反中央政权的“铁勒人”派官员给他监国，一边又设法和反铁勒拥中央的实厥结亲，并千方百计去和隋朝联系，争取中央政权的领导与支持。
大业五年，隋炀帝“巡河右”，到了张掖。
高昌王伯雅去朝见了他。
并隋炀帝去了长安，参加了隋朝征高丽的战争。
大业八年，隋朝把宗室女华容公主嫁他，伯雅夫妻双双回到高昌。
临行之前，伯雅向隋炀帝表示此次回去，要下令全国“庶民以上，解辫削衽”，恢复汉族衣冠，以示效忠祖国。
隋炀帝很高兴，当即下诏：“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势，并遣使人部领将送。
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
不论炀帝干过多少坏事，搞了多少女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地方势力这件事上做的总算正确。
可是这却惹恼了极力控制高昌并心怀分裂野心的铁勒人。
他们先是通过监国官员威胁伯雅，使他改变衣冠的计划，因为“畏铁勒而不敢改”；继之煽动对伯雅不满，怀有篡权野心的人发动政变，把伯雅赶下台，撵到吐鲁番以外的地方去了。
可见搞霸权，弄颠覆，也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恶癖，怪不得一提霸权，世界人民都反感。
伯雅去长安四年，家里谁替他掌政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估计可能就是张雄的父亲。
因为张雄的祖父是高昌国官员，死后追赠“左卫将军，绾曹郎中，”父亲是“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和伯雅是郎舅之亲。
张雄的姑母是伯雅的“太妃”，并且生了太子文泰。
伯雅被迫流亡时，张雄是陪着一块出走的，就在这次流亡中和后来的反攻中，张雄立下了大功。
他的墓志上记道：“属奸臣作祸，伪（指高昌）祚将颠，公出乾候，兵缠绛邑，君执羁靮，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勖隆复郢”。
伯雅和张雄流亡到什么地方，也是没有记载的事。
考古学家吴震认为他们逃到突厥统叶护可汗处去了。
我赞成此说，因为突厥与铁勒是仇家，他们当时是拥护中央政权的，二来突厥统叶可汗的夫人正是伯雅的女儿，是张雄的表亲。
我们现在反对把私人关系搅和到公事中来，因为这是“封建思想”的表现。
但发生在封建社会里的这类事，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央政权和高昌、突厥，用一条姻亲血缘的带子连在一起，在当时是有利于祖国的团结统一的。
伯雅张雄的复辟战争，不能看作个人权力之争，实在是团结与分裂，统一与割据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张雄的功绩也就在于为维护统一和团结而奋斗不息。
伯雅从下台到复国，用了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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