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出发那天，南京下了雨。
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
陈默到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已经站了几个人。
他撑着伞走过去，目光从那些人脸上扫过。
一共五个人，加上他是五个。
代表团的名单他早就看过了，但名单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比死人麻烦多了，因为活人会笑、会握手、会寒暄，会在你转身之后把你的底细查个底朝天。
第一个走过来跟他握手的人姓周，周维新，四十出头，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但陈默认得这张脸，在76号的档案里见过。
周维新，汪伪特工总部情报处副处长，专门负责对共谍的侦察和抓捕。
他手上的案子少说有几十件，被他抓进去的人十个里出不了一个。
他的手很软，握上来像握着一团棉花，但陈默认得这种手——软的人往往心狠，笑的人往往背后藏刀。
“陈先生，久仰久仰。”周维新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和善。
“周处长，久仰。”陈默笑了笑。
两个人的手一触即分。
周维新的目光在陈默脸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那一眼很短，但陈默认得那种看人的方式，像在给一件古董估价，看值多少钱，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在76号干了那么多年，看人已经看出职业病来了，见谁都想先打个分。
旁边站着两个人。
一个姓刘，刘德荣，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站着的时候双手背在身后，目光一直盯着远处的铁轨，好像那铁轨跟他有仇似的。
他是汪伪外交部的人，说是“顾问”，实际上是周佛海安插进来的眼线。
周佛海不放心陈公博的人，陈公博不放心周佛海的人，两边都要放自己的人进去盯着。
刘德荣就是周佛海的眼睛，代表团里的一举一动，事无巨细，都要报回去。
另一个姓孙，孙耀祖，三十出头，矮胖矮胖的，脸上总挂着笑，见谁都点头哈腰的，像个跑堂的伙计。
他是汪伪军委会的人，背景不太清楚，有人说他跟重庆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线人，有人说他谁的线人都不是，就是个混饭吃的。
陈默倾向于最后一种。
这种人没什么本事，但哪儿都有他们，靠着一副笑脸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在这乱世里活得比谁都滋润。
四个人站在月台上，撑着伞，谁也不说话。
气氛有点尴尬，不是那种陌生的尴尬，是那种互相提防的尴尬。
每个人都在打量另外三个人，每个人都在心里给另外三个人贴标签。
周维新看刘德荣，刘德荣看孙耀祖，孙耀祖看陈默，陈默看铁轨上的雨滴，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谁都不愿意在开口之后被另外几个人抓住话柄。
第五个人是在火车快要开的时候才到的。
他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只皮箱，没打伞。
雨水淋在他身上他也不在意，走得很快，皮鞋踩在月台的水泥地上，啪啪啪的。
他走到几个人面前站定，目光扫了一圈，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笑容。
“野原。”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中文，发音很标准。
陈默的手指在伞柄上慢慢收紧了。
野原新之助，关东军特高课。
他没有跟陈默提过他要来，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
他是临时加进来的，也许是一开始就定好了但故意没有写在名单上，也许是大本营临时决定的，也许是他自己要求来的。
不管哪种可能，结果都一样——这个代表团里多了一个日本人，一个关东军特工。
五个人里面，一个76号的，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军委会的，一个特高课的，还有一个他。
每一个人的来头都不小，每一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尊大佛。
野原没有跟任何人握手，也没有跟任何人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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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
陈默到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已经站了几个人。
他撑着伞走过去，目光从那些人脸上扫过。
一共五个人，加上他是五个。
代表团的名单他早就看过了，但名单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比死人麻烦多了，因为活人会笑、会握手、会寒暄，会在你转身之后把你的底细查个底朝天。
第一个走过来跟他握手的人姓周，周维新，四十出头，脸圆圆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但陈默认得这张脸，在76号的档案里见过。
周维新，汪伪特工总部情报处副处长，专门负责对共谍的侦察和抓捕。
他手上的案子少说有几十件，被他抓进去的人十个里出不了一个。
他的手很软，握上来像握着一团棉花，但陈默认得这种手——软的人往往心狠，笑的人往往背后藏刀。
“陈先生，久仰久仰。”周维新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和善。
“周处长，久仰。”陈默笑了笑。
两个人的手一触即分。
周维新的目光在陈默脸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那一眼很短，但陈默认得那种看人的方式，像在给一件古董估价，看值多少钱，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在76号干了那么多年，看人已经看出职业病来了，见谁都想先打个分。
旁边站着两个人。
一个姓刘，刘德荣，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站着的时候双手背在身后，目光一直盯着远处的铁轨，好像那铁轨跟他有仇似的。
他是汪伪外交部的人，说是“顾问”，实际上是周佛海安插进来的眼线。
周佛海不放心陈公博的人，陈公博不放心周佛海的人，两边都要放自己的人进去盯着。
刘德荣就是周佛海的眼睛，代表团里的一举一动，事无巨细，都要报回去。
另一个姓孙，孙耀祖，三十出头，矮胖矮胖的，脸上总挂着笑，见谁都点头哈腰的，像个跑堂的伙计。
他是汪伪军委会的人，背景不太清楚，有人说他跟重庆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线人，有人说他谁的线人都不是，就是个混饭吃的。
陈默倾向于最后一种。
这种人没什么本事，但哪儿都有他们，靠着一副笑脸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在这乱世里活得比谁都滋润。
四个人站在月台上，撑着伞，谁也不说话。
气氛有点尴尬，不是那种陌生的尴尬，是那种互相提防的尴尬。
每个人都在打量另外三个人，每个人都在心里给另外三个人贴标签。
周维新看刘德荣，刘德荣看孙耀祖，孙耀祖看陈默，陈默看铁轨上的雨滴，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谁都不愿意在开口之后被另外几个人抓住话柄。
第五个人是在火车快要开的时候才到的。
他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只皮箱，没打伞。
雨水淋在他身上他也不在意，走得很快，皮鞋踩在月台的水泥地上，啪啪啪的。
他走到几个人面前站定，目光扫了一圈，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笑容。
“野原。”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中文，发音很标准。
陈默的手指在伞柄上慢慢收紧了。
野原新之助，关东军特高课。
他没有跟陈默提过他要来，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
他是临时加进来的，也许是一开始就定好了但故意没有写在名单上，也许是大本营临时决定的，也许是他自己要求来的。
不管哪种可能，结果都一样——这个代表团里多了一个日本人，一个关东军特工。
五个人里面，一个76号的，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军委会的，一个特高课的，还有一个他。
每一个人的来头都不小，每一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尊大佛。
野原没有跟任何人握手，也没有跟任何人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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