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屋的灯还是那盏台灯,灯罩翠绿色的,光只照亮桌面上那一小块地方。
陈默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手里握着一支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没有落下去。
窗外有风,不大,吹得窗帘轻轻晃着,远处霓虹灯的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粉红色的亮斑。
秦雪宁已经睡了。
她今天去菜市场买了条鱼,炖了一锅汤,他喝了两碗,她说他瘦了,他说没有。
她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有些话不用说出来,说出来就重了,压在胸口上,喘不过气。
他坐在那里,把钢笔帽拧开,又拧上,拧开,又拧上。
“方兄。”笔尖落在纸上,墨水洇开一个小圆点,他写了这两个字就停下来了。
方明远。
他在南京的正房里,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说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
他没有等到那一天。
他死在1944年的春天,死在从牢房转移的路上,死在一个永远不会被查清的借口里。
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住在秦淮河边的小旅店里,每个月靠一个陌生人匿名送去的钱过活。
她们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她们只知道有人在帮她们。
“哑巴。”他继续写。
哑巴在衡阳的巷口,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纸条上写着“子弹打光了”。
他从空间里取出那些弹药,一箱一箱地放在码头上,哑巴扛起来装上了船。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哑巴死了,在送情报的路上被日军巡逻队击毙。
死之前他把胶卷撕碎了扔进了水沟里。
情报没有送出去,但他也没有让情报落到日本人手里。
“红菱。”红菱死在1943年的冬天,在特高课的审讯室里。
陈默没有亲眼看到她死,但他看到了她的尸体。
她的脸肿得不成样子,眼睛半睁着,嘴唇被咬烂了。
她没有供出任何人,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名字,死之前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牙医。”牙医姓周,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诊所。
他是组织的老交通员,经手过不少情报和物资。
牙医诊所被查的那天,陈默让他去香港。
他没有去香港,他去了苏北。
船在半路上被日军的巡逻艇截住了,船工跳了江,没有救回来。
牙医没有跳,他年纪大了,跳下去也游不动。
他写过很多人。
方明远、哑巴、红菱、牙医。
老吴、松田、樱子、中村。
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不知道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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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手里握着一支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没有落下去。
窗外有风,不大,吹得窗帘轻轻晃着,远处霓虹灯的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粉红色的亮斑。
秦雪宁已经睡了。
她今天去菜市场买了条鱼,炖了一锅汤,他喝了两碗,她说他瘦了,他说没有。
她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有些话不用说出来,说出来就重了,压在胸口上,喘不过气。
他坐在那里,把钢笔帽拧开,又拧上,拧开,又拧上。
“方兄。”笔尖落在纸上,墨水洇开一个小圆点,他写了这两个字就停下来了。
方明远。
他在南京的正房里,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说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
他没有等到那一天。
他死在1944年的春天,死在从牢房转移的路上,死在一个永远不会被查清的借口里。
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住在秦淮河边的小旅店里,每个月靠一个陌生人匿名送去的钱过活。
她们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她们只知道有人在帮她们。
“哑巴。”他继续写。
哑巴在衡阳的巷口,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纸条上写着“子弹打光了”。
他从空间里取出那些弹药,一箱一箱地放在码头上,哑巴扛起来装上了船。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哑巴死了,在送情报的路上被日军巡逻队击毙。
死之前他把胶卷撕碎了扔进了水沟里。
情报没有送出去,但他也没有让情报落到日本人手里。
“红菱。”红菱死在1943年的冬天,在特高课的审讯室里。
陈默没有亲眼看到她死,但他看到了她的尸体。
她的脸肿得不成样子,眼睛半睁着,嘴唇被咬烂了。
她没有供出任何人,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名字,死之前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牙医。”牙医姓周,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诊所。
他是组织的老交通员,经手过不少情报和物资。
牙医诊所被查的那天,陈默让他去香港。
他没有去香港,他去了苏北。
船在半路上被日军的巡逻艇截住了,船工跳了江,没有救回来。
牙医没有跳,他年纪大了,跳下去也游不动。
他写过很多人。
方明远、哑巴、红菱、牙医。
老吴、松田、樱子、中村。
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有的不知道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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