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看着黄佐临，好一会儿没说话。
“那我能帮助你什么？”萧伯纳问，“昨天我已对中国发生的事发表过谈话。
四年前我去过那里，认识宋庆龄、林语堂，他们的英语都不错。
还见了一个小个子的作家，叫鲁迅。”
黄佐临点了点头，说：“我这次回去，可能回不来了。
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样，再给我题写几句话？”
“上次？”萧伯纳显然忘记了。
“上次您写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先生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谁的门徒，必须独创一格。”黄佐临背诵了几句。
“想起来了！”萧伯纳呵呵大笑，“这是我的话。”
说话间，黄佐临已经打开一本新买的签名册，放到了萧伯纳前面，说：“再给我留一个终身纪念吧。”
萧伯纳拿起笔，抬头想了想，便低头写了起来。
黄佐临走到了他的后面。
萧伯纳写出的第一句话是——
起来，中国！
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写罢，他侧过头去看了看黄佐临。
黄佐临感动地深深点头。
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句话，能让一切中国人感动。
萧伯纳又写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那么，使未来的盛典更壮观的，将是中国戏剧。
黄佐临向萧伯纳鞠了一躬，把签名册收起，然后就离开了。
二
上面这个场景，是八十岁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新加坡讲学，恰逢一个国际戏剧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
参加筹备的各国代表听说萧伯纳的嫡传弟子、亚洲最权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还健在，就大胆地试图把他邀请与会。
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
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
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他就由女儿黄晓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听成了“六十年代”。
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
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
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八十一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迷糊。
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活跃一些。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那我能帮助你什么？”萧伯纳问，“昨天我已对中国发生的事发表过谈话。
四年前我去过那里，认识宋庆龄、林语堂，他们的英语都不错。
还见了一个小个子的作家，叫鲁迅。”
黄佐临点了点头，说：“我这次回去，可能回不来了。
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样，再给我题写几句话？”
“上次？”萧伯纳显然忘记了。
“上次您写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先生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谁的门徒，必须独创一格。”黄佐临背诵了几句。
“想起来了！”萧伯纳呵呵大笑，“这是我的话。”
说话间，黄佐临已经打开一本新买的签名册，放到了萧伯纳前面，说：“再给我留一个终身纪念吧。”
萧伯纳拿起笔，抬头想了想，便低头写了起来。
黄佐临走到了他的后面。
萧伯纳写出的第一句话是——
起来，中国！
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写罢，他侧过头去看了看黄佐临。
黄佐临感动地深深点头。
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句话，能让一切中国人感动。
萧伯纳又写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那么，使未来的盛典更壮观的，将是中国戏剧。
黄佐临向萧伯纳鞠了一躬，把签名册收起，然后就离开了。
二
上面这个场景，是八十岁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新加坡讲学，恰逢一个国际戏剧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
参加筹备的各国代表听说萧伯纳的嫡传弟子、亚洲最权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还健在，就大胆地试图把他邀请与会。
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
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
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他就由女儿黄晓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听成了“六十年代”。
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
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
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八十一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迷糊。
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活跃一些。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