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
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
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
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一座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
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
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
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
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
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
为什么战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
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
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
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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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
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
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
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一座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
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
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
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
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
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
为什么战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
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
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
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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