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

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

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

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

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

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四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

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

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映着,很安静。

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个窄窄的信箱口。

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

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肖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

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

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

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

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

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

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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