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
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
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
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
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
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
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
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
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
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
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
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
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
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
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
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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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
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
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
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
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
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
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
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
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
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
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
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
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
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
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
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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