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郭全问过行人才知道这里是太学。
不怪郭斌没文化，立在门口的石碑上倒是写着“太学”二字，可这曲里拐弯儿的篆书是真看不懂啊。
此时最显眼的便是门外东侧的一长溜儿石碑了，待郭全数了数，共四十六块儿，上有屋顶覆盖，两侧围有护栏。
由东向西，折而南，又折而向东，成匚字形立于太学讲堂门外东侧。
每个石碑前都挤满了年轻儒生，有的指点着石碑上的字跟同伴说着什么，有的竟摆起了桌案，就地抄写起来。
郭斌吩咐郭全前去询问，反正这小子脸皮厚，什么不露脸的事儿都交给他就对了。
一会儿，郭全回来，道：“艾玛，全是人啊。
那小相公说，这是一个叫什么蔡伯喈的校订了《诗》、《书》、《论语》啥的，刻成石碑给太学生看的。
好像刚完工不久，这不这么多人都来看热闹么。”
听到这里，郭斌明白了，原来这就是《熹平石经》。
当然，他也就知道这么个名儿，怎么个厉害法儿是不知道的。
原来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一种进身之阶，而经书转相传抄，文字或有脱论，师承不同，亦多歧异。
诸博士为争高下，更互相攻讦，甚至有人向宫中主管藏书的官员行贿，涂改兰台漆书经字，以符合自己的传本。
为了使经书文字有一个官方认可的定本，以免“谷儒穿凿，疑误后学“。
议郎蔡邕会同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于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上疏奏请正定五经文字，并刊石立于洛阳南郊太学门外。
获准后，蔡邕等即对今文所传《诗》、《书》、《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部经书进行了校订，每经并附校记，由蔡邕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召工匠依样刊于碑上，并在光和六年(183)刊刻完毕。
其间，担任议郎的卢植也参加了校对工作。
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大序》
本章已完成！
不怪郭斌没文化，立在门口的石碑上倒是写着“太学”二字，可这曲里拐弯儿的篆书是真看不懂啊。
此时最显眼的便是门外东侧的一长溜儿石碑了，待郭全数了数，共四十六块儿，上有屋顶覆盖，两侧围有护栏。
由东向西，折而南，又折而向东，成匚字形立于太学讲堂门外东侧。
每个石碑前都挤满了年轻儒生，有的指点着石碑上的字跟同伴说着什么，有的竟摆起了桌案，就地抄写起来。
郭斌吩咐郭全前去询问，反正这小子脸皮厚，什么不露脸的事儿都交给他就对了。
一会儿，郭全回来，道：“艾玛，全是人啊。
那小相公说，这是一个叫什么蔡伯喈的校订了《诗》、《书》、《论语》啥的，刻成石碑给太学生看的。
好像刚完工不久，这不这么多人都来看热闹么。”
听到这里，郭斌明白了，原来这就是《熹平石经》。
当然，他也就知道这么个名儿，怎么个厉害法儿是不知道的。
原来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一种进身之阶，而经书转相传抄，文字或有脱论，师承不同，亦多歧异。
诸博士为争高下，更互相攻讦，甚至有人向宫中主管藏书的官员行贿，涂改兰台漆书经字，以符合自己的传本。
为了使经书文字有一个官方认可的定本，以免“谷儒穿凿，疑误后学“。
议郎蔡邕会同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于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上疏奏请正定五经文字，并刊石立于洛阳南郊太学门外。
获准后，蔡邕等即对今文所传《诗》、《书》、《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部经书进行了校订，每经并附校记，由蔡邕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召工匠依样刊于碑上，并在光和六年(183)刊刻完毕。
其间，担任议郎的卢植也参加了校对工作。
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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