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的人认为，仓廪中的粮食、武库中的武器和甲胄，在这战乱年代的确重要，可县衙中的图书集册便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粮食和武器、防具，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府库中的银钱，可以提振士兵的士气，可图书集册的作用似乎便不是那么直接了。
《史记》中曾有记载，当年刘邦攻破咸阳后，“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意思是说许多将领都去抢钱抢粮抢女人了，只有萧何抢先进入皇宫搜集了秦朝丞相御史府的法律条文等文档收藏起来。
这个典故流传甚广，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可能许多人却是一知半解，未曾深究过。
《史记》上记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就是其中的好处！
天下厄塞，指的是险要的关塞，若是对这些了如指掌，天下的地形关隘便了如指掌。
户口多少，指的便是户籍了。
通过户籍，可以收税、征兵。
强弱之处，指的是城池或者关塞的强弱分布，因为各地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武库中的武备贮存也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的地方弩弓多了，却没有弩箭；有的地方弩箭不少，却没有弩弓；有的地方钢刀储存的多，有的地方却是以铁枪为主。
而这些信息，都在中央的文献资料中记录在案。
民所疾苦者，指的是老百姓所痛恨厌恶的人或者政策，于争取民意有极大的用处。
当然，萧何此举，可能与其工作性质有关，他原本就是县中的小吏出身，天生对秦朝严谨高明的制度极为感兴趣，也知道这些图书律令的重要性，便将其收藏起来了。
可以推测得出，所谓“汉承秦制”，极大程度上要感谢萧何此举。
马上打天下固然也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可要治理天下，非得有一套严密而高效的制度不行。
秦制度，便是这样的一套制度。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时间，其中出现了儒、道、法、墨、兵、纵横等各个学派。
他们努力探索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想找出一套合理可行的制度来救亡图存，结束分裂战乱的天下局势。
而秦制度，便是融合各家所长，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最具可行性的好制度。
这样的制度，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
自然是文化人，更具体地说，是文官。
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都要极力拉拢文官系统为其效力，便是为了这一套严密而行之有效的政府运行机制。
边地的少数民族，但凡能成就点儿什么事儿的，大多要得到中原文人的支持方可。
因此前赴后继的汉奸集团，那是挡也挡不住。
极典型的，便是官至西夏军师、国相的张元。
这位原为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年轻时“以侠自任”、“负气倜傥、有纵横才”。
在北宋累试不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决心叛宋投夏。
也就是说，这位北宋的落地秀才，立志做汉奸，而到了西夏竟真的能做到国相，帮助西夏大了许多大胜仗。
为什么？
便是因为我们祖先传承了几百几千年的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游牧民族大多骁勇善战，只是其组织能力不强，制度不完善，便极难有效地整合内部，形成合力。
而一旦“见多识广、才能卓越”的中原秀才得了重用，将中原先进的组织秩序带了过去，无论是军队的作战能力还是民间的赋税征收能力，较之原始的部落制度不知道要先进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因为他愣啊，他敢打敢拼命啊，再稍微长点儿脑子，组织起来，有了集团优势，就能把文明社会没见过血的老百姓打得头也不敢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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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粮食和武器、防具，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府库中的银钱，可以提振士兵的士气，可图书集册的作用似乎便不是那么直接了。
《史记》中曾有记载，当年刘邦攻破咸阳后，“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意思是说许多将领都去抢钱抢粮抢女人了，只有萧何抢先进入皇宫搜集了秦朝丞相御史府的法律条文等文档收藏起来。
这个典故流传甚广，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可能许多人却是一知半解，未曾深究过。
《史记》上记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就是其中的好处！
天下厄塞，指的是险要的关塞，若是对这些了如指掌，天下的地形关隘便了如指掌。
户口多少，指的便是户籍了。
通过户籍，可以收税、征兵。
强弱之处，指的是城池或者关塞的强弱分布，因为各地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武库中的武备贮存也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的地方弩弓多了，却没有弩箭；有的地方弩箭不少，却没有弩弓；有的地方钢刀储存的多，有的地方却是以铁枪为主。
而这些信息，都在中央的文献资料中记录在案。
民所疾苦者，指的是老百姓所痛恨厌恶的人或者政策，于争取民意有极大的用处。
当然，萧何此举，可能与其工作性质有关，他原本就是县中的小吏出身，天生对秦朝严谨高明的制度极为感兴趣，也知道这些图书律令的重要性，便将其收藏起来了。
可以推测得出，所谓“汉承秦制”，极大程度上要感谢萧何此举。
马上打天下固然也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可要治理天下，非得有一套严密而高效的制度不行。
秦制度，便是这样的一套制度。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时间，其中出现了儒、道、法、墨、兵、纵横等各个学派。
他们努力探索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想找出一套合理可行的制度来救亡图存，结束分裂战乱的天下局势。
而秦制度，便是融合各家所长，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最具可行性的好制度。
这样的制度，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
自然是文化人，更具体地说，是文官。
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都要极力拉拢文官系统为其效力，便是为了这一套严密而行之有效的政府运行机制。
边地的少数民族，但凡能成就点儿什么事儿的，大多要得到中原文人的支持方可。
因此前赴后继的汉奸集团，那是挡也挡不住。
极典型的，便是官至西夏军师、国相的张元。
这位原为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年轻时“以侠自任”、“负气倜傥、有纵横才”。
在北宋累试不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决心叛宋投夏。
也就是说，这位北宋的落地秀才，立志做汉奸，而到了西夏竟真的能做到国相，帮助西夏大了许多大胜仗。
为什么？
便是因为我们祖先传承了几百几千年的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游牧民族大多骁勇善战，只是其组织能力不强，制度不完善，便极难有效地整合内部，形成合力。
而一旦“见多识广、才能卓越”的中原秀才得了重用，将中原先进的组织秩序带了过去，无论是军队的作战能力还是民间的赋税征收能力，较之原始的部落制度不知道要先进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因为他愣啊，他敢打敢拼命啊，再稍微长点儿脑子，组织起来，有了集团优势，就能把文明社会没见过血的老百姓打得头也不敢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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