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言觉得，沈砚舟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事都藏在心里。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胃疼从来不说，加班加到凌晨三点也从来不说，有一年冬天他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硬是撑着陪她去潘家园淘书，淘了一整个下午。
她后来发现他额头上全是虚汗，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热。
大冬天的，热什么热。
她把他拽去医院，医生说要打点滴，他还在问能不能不打，下午还有个庭要开。
她当场就火了，说你开庭的时候晕在庭上，你当事人是不是还得帮你打120？
他不说话了，乖乖坐下打点滴。
打完点滴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他送她回家，她让他进来喝杯热水，他说好，进门喝了一口水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睡了整整十三个小时。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不是不会累，是不会说累。
现在他还是这样。
雨停之后的第三天，沈砚舟来书脊巷找她。
不是送东西，不是修书，就是来找她。
他来的时候林微言正在修一本清代的《唐诗三百首》，书脊断了，内页散了一地。
她蹲在地上按页码一张一张地理，他推门进来，二话不说也蹲下来帮她理。
两个人蹲在地上理了大半个小时，谁都没说话。
理完了，她把书页按页码码好，夹在压书板里，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忽然说了一句：“我爸想见你。”
林微言手里的压书板差点掉地上。
她抬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平静，跟说“今天天气不错”差不多。
但她注意到他左手插在裤兜里，指节微微发白——他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攥拳头，攥得越紧，手越白。
“什么时候？”
“这周末。
你要是还没准备好——”
“周六。”她说，“周六下午。”
他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挤出一个字：“好。”
沈砚舟的父亲住在西郊，从书脊巷开车过去要一个小时。
这周六是个难得的好天，深秋的阳光薄薄地铺了一地，路两边的银杏树黄透了，叶子一片一片往下落，风一吹就在车轮后面打着旋儿追着跑。
林微言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拎着一只青瓷笔洗和一幅她自己拓印的《多宝塔碑》残帖折子，两样都不算贵重，但都是她亲手做的。
沈砚舟开车的时候不说话，车速很稳，偶尔等红灯的时候会转头看她一眼，看完了又看回去，什么也不说。
她印象里这条路他只提过一次，是他父亲当年做心脏搭桥手术，他连夜从上海飞回来，凌晨三点在高速上开出了罚单。
他说那张罚单他还留着，不是为了记恨罚款，是为了记住那条路上除了自己一辆车也没有，只有远光灯照着前路，两边的路牌一块一块地滑过去，像是通往一个他一直害怕却不得不去的地方。
车子拐进一条安静的小街。
街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冠遮天蔽日，把午后的阳光剪成细碎的光斑洒在路面上。
沈砚舟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停下来，熄了火，手放在方向盘上，没有马上开门。
“怎么了？”
“没什么。”他说，“就是很久没带人回来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话有点不对——不是很久没带人回来，是从来没带人回来过。
他以前在律所加班到深夜，同事问他周末去哪儿，他说回家看老爷子。
人家问用不用送，他说不用，我爸脾气怪，不爱见生人。
其实不是他爸脾气怪，是他不敢让人知道他父亲的病，不敢让人看到他们家那扇掉漆的防盗门和客厅里常年不亮的日光灯。
在那个圈子里，一个人的出身是标签，标签不好看，东西再好也没人买。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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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胃疼从来不说，加班加到凌晨三点也从来不说，有一年冬天他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硬是撑着陪她去潘家园淘书，淘了一整个下午。
她后来发现他额头上全是虚汗，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热。
大冬天的，热什么热。
她把他拽去医院，医生说要打点滴，他还在问能不能不打，下午还有个庭要开。
她当场就火了，说你开庭的时候晕在庭上，你当事人是不是还得帮你打120？
他不说话了，乖乖坐下打点滴。
打完点滴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他送她回家，她让他进来喝杯热水，他说好，进门喝了一口水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睡了整整十三个小时。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不是不会累，是不会说累。
现在他还是这样。
雨停之后的第三天，沈砚舟来书脊巷找她。
不是送东西，不是修书，就是来找她。
他来的时候林微言正在修一本清代的《唐诗三百首》，书脊断了，内页散了一地。
她蹲在地上按页码一张一张地理，他推门进来，二话不说也蹲下来帮她理。
两个人蹲在地上理了大半个小时，谁都没说话。
理完了，她把书页按页码码好，夹在压书板里，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忽然说了一句：“我爸想见你。”
林微言手里的压书板差点掉地上。
她抬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平静，跟说“今天天气不错”差不多。
但她注意到他左手插在裤兜里，指节微微发白——他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攥拳头，攥得越紧，手越白。
“什么时候？”
“这周末。
你要是还没准备好——”
“周六。”她说，“周六下午。”
他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挤出一个字：“好。”
沈砚舟的父亲住在西郊，从书脊巷开车过去要一个小时。
这周六是个难得的好天，深秋的阳光薄薄地铺了一地，路两边的银杏树黄透了，叶子一片一片往下落，风一吹就在车轮后面打着旋儿追着跑。
林微言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拎着一只青瓷笔洗和一幅她自己拓印的《多宝塔碑》残帖折子，两样都不算贵重，但都是她亲手做的。
沈砚舟开车的时候不说话，车速很稳，偶尔等红灯的时候会转头看她一眼，看完了又看回去，什么也不说。
她印象里这条路他只提过一次，是他父亲当年做心脏搭桥手术，他连夜从上海飞回来，凌晨三点在高速上开出了罚单。
他说那张罚单他还留着，不是为了记恨罚款，是为了记住那条路上除了自己一辆车也没有，只有远光灯照着前路，两边的路牌一块一块地滑过去，像是通往一个他一直害怕却不得不去的地方。
车子拐进一条安静的小街。
街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冠遮天蔽日，把午后的阳光剪成细碎的光斑洒在路面上。
沈砚舟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停下来，熄了火，手放在方向盘上，没有马上开门。
“怎么了？”
“没什么。”他说，“就是很久没带人回来了。”他自己也意识到这话有点不对——不是很久没带人回来，是从来没带人回来过。
他以前在律所加班到深夜，同事问他周末去哪儿，他说回家看老爷子。
人家问用不用送，他说不用，我爸脾气怪，不爱见生人。
其实不是他爸脾气怪，是他不敢让人知道他父亲的病，不敢让人看到他们家那扇掉漆的防盗门和客厅里常年不亮的日光灯。
在那个圈子里，一个人的出身是标签，标签不好看，东西再好也没人买。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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