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所言正合袁世凯之意，袁世凯大悦称之为至理名言，乃赐匾额一块亲题“旷代逸才”四字；杨度受此恩宠，也就更卖力了。
于是，八月十四日，杨度联络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等所谓的六君子，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发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筹安会，杨度自任理事长。
并发表《宣言》公开宣称筹安会的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如此，杨度等人的真实意图也就十分明白了；即是，欲借学术探讨之名，旨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势。
后来，又有被世人称为“七人”的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农商总长周自齐、财政次长梁士诒、奉天巡按使段芝贵、将军府震威将军雷震春及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侄子袁乃宽等七人也参与其中了；世人遂将此七人与六君子合称为“十三太保”，为复辟称帝造势的力量也就更盛了。
接着，六君子《通电》各省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然后，即以各省代表的名义宣布：“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除民主而立君主。”同时，又组织了各省旅京人士以公民请愿团的名义向参政院请愿，提呈了要求变更国体的所谓《请愿书》。
这场复辟称帝的闹剧愈演愈烈，冯国璋这才感到自己被袁世凯哄了，从此心存芥蒂。
而曾经竭力主张宪政的梁启超，对于杨度等人为袁世凯称帝如此不遗余力地帮腔，却一反常态地表示了反对。
于是，梁启超立即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掷地有声地给了那些鼓吹复辟帝制的丑们一记当头棒喝。
梁启超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之可贵者，乃赖于习俗；帝位之尊，安能随心所欲？
既尊，则不可亵渎，不可舍弃；一旦被弃，断难再复。
譬如泥塑神佛，置于殿堂，人皆膜拜，信其有灵验耳；若践踏于猪圈，虽复归殿堂，则无人再信其复有灵验也。
如今共和已成，复求君主，与其何异？
徒劳无益，必败可知。”
此时的梁启超倒是比杨度明智多了，没有参与复辟帝制的活动。
然而，梁启超的态度并没能阻止杨度等人所为，更难以左右时局；在袁世凯幕后指使下，由杨度主导的复辟帝制闹剧仍然一波接着一波地继续下去，直至推向**。
在杨度的推波助澜下，袁世凯的欲称帝更心切了；此时的袁世凯，也觉得此事已是水到渠成是时候了。
因为，内、外局势似乎对他都很有利；国际上，最令他畏惧的日本因签署了《中日条约》后已明确表示了“支持中国恢复帝制”；而别的列强仍在忙于欧战，只要不损到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不会太多的来顾及一个东方弱国的这些事；再，列强中的龙头老大大英帝国的政体不也是君主立宪制吗？
所以，自己欲趋同途，其应是认可而不该反对。
而国内，他所能听到、看到的全是一片劝进称帝的声音；袁克定的那份伪《顺天时报》上，所能看到的全是此类章，袁世凯稀里糊涂地信以为真。
杨度的筹安会及公民请愿团的《请愿书》更是实实在在的，这令袁世凯误以为是国人的同声呼吁。
此时的袁世凯，似乎觉得自己真的要被众人抬上九霄云天而成为真龙天子，晕乎乎的有点不辨东南西北了。
何况，那些如同悬石似的一直来令他忧心的几股政治势力，现在也多被摆平或清除了。
孙中山与黄兴均已潜逃海外，俩人赖以兴风作浪的国民党已被取缔，若想东山再起有待时日，估计一时间兴不起大浪。
黎元洪是个窝囊货，且已被调虎离山的幽居在了瀛台，想必其再无能量也无胆魄敢与他袁世凯唱反调了。
唯一使袁世凯尚须忧心的是蔡锷，蔡锷是人中蛟龙，虽然辞去了云南都督之职，但执掌滇、黔、桂三省军政要职的仍全是他的心腹旧部；所以，蔡锷虽然人在京城，但对西南三省仍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而那一大片南疆边陲虽然名义上也在北京政府的治内，但实际上却是自成一体的**王国；北洋军已控制了国内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此三省没能渗入。
好在，蔡锷现在京城中；只要蔡锷缄口，滇、黔、桂三省虽难控制，却如群龙无首，即使有吃了豹子胆的敢对他袁世凯不，想必也不会有多少人附和响应。
所以，看来得将蔡锷厚待了，把他的身心拴在京城中，想必云、贵等地不会有人敢起哄闹事。
于是，袁世凯又封蔡锷为始威将军，欲以此进一步拉拢蔡锷。
同时，袁世凯闻知蔡锷之心腹、贵州都督戴戡与时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不睦；于是，也将戴戡召入京调任参议院参议，并密令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监视刘显世，欲行离间计后乘隙而阴夺黔军。
果然，龙建章与刘显世因此衔恨，蔡锷依托的铁板一块似的滇、黔、桂三地开始松动了。
然而，袁世凯此计未能得逞。
戴戡奉调入京，行至天津后却得到了蔡锷令其“留津”的密旨；戴戡心领神会，遂没有进京赴任。
而此时的蔡锷却不被袁世凯的恩惠所惑，已萌生了离京回滇之念。
原来，蔡锷入京时以为袁世凯“宏才伟略，众望所归，能使共和久治，华夏昌盛”，这才愿意拥戴他并放弃云南都督之职前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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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八月十四日，杨度联络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等所谓的六君子，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发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筹安会，杨度自任理事长。
并发表《宣言》公开宣称筹安会的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如此，杨度等人的真实意图也就十分明白了；即是，欲借学术探讨之名，旨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势。
后来，又有被世人称为“七人”的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农商总长周自齐、财政次长梁士诒、奉天巡按使段芝贵、将军府震威将军雷震春及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侄子袁乃宽等七人也参与其中了；世人遂将此七人与六君子合称为“十三太保”，为复辟称帝造势的力量也就更盛了。
接着，六君子《通电》各省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然后，即以各省代表的名义宣布：“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除民主而立君主。”同时，又组织了各省旅京人士以公民请愿团的名义向参政院请愿，提呈了要求变更国体的所谓《请愿书》。
这场复辟称帝的闹剧愈演愈烈，冯国璋这才感到自己被袁世凯哄了，从此心存芥蒂。
而曾经竭力主张宪政的梁启超，对于杨度等人为袁世凯称帝如此不遗余力地帮腔，却一反常态地表示了反对。
于是，梁启超立即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掷地有声地给了那些鼓吹复辟帝制的丑们一记当头棒喝。
梁启超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之可贵者，乃赖于习俗；帝位之尊，安能随心所欲？
既尊，则不可亵渎，不可舍弃；一旦被弃，断难再复。
譬如泥塑神佛，置于殿堂，人皆膜拜，信其有灵验耳；若践踏于猪圈，虽复归殿堂，则无人再信其复有灵验也。
如今共和已成，复求君主，与其何异？
徒劳无益，必败可知。”
此时的梁启超倒是比杨度明智多了，没有参与复辟帝制的活动。
然而，梁启超的态度并没能阻止杨度等人所为，更难以左右时局；在袁世凯幕后指使下，由杨度主导的复辟帝制闹剧仍然一波接着一波地继续下去，直至推向**。
在杨度的推波助澜下，袁世凯的欲称帝更心切了；此时的袁世凯，也觉得此事已是水到渠成是时候了。
因为，内、外局势似乎对他都很有利；国际上，最令他畏惧的日本因签署了《中日条约》后已明确表示了“支持中国恢复帝制”；而别的列强仍在忙于欧战，只要不损到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不会太多的来顾及一个东方弱国的这些事；再，列强中的龙头老大大英帝国的政体不也是君主立宪制吗？
所以，自己欲趋同途，其应是认可而不该反对。
而国内，他所能听到、看到的全是一片劝进称帝的声音；袁克定的那份伪《顺天时报》上，所能看到的全是此类章，袁世凯稀里糊涂地信以为真。
杨度的筹安会及公民请愿团的《请愿书》更是实实在在的，这令袁世凯误以为是国人的同声呼吁。
此时的袁世凯，似乎觉得自己真的要被众人抬上九霄云天而成为真龙天子，晕乎乎的有点不辨东南西北了。
何况，那些如同悬石似的一直来令他忧心的几股政治势力，现在也多被摆平或清除了。
孙中山与黄兴均已潜逃海外，俩人赖以兴风作浪的国民党已被取缔，若想东山再起有待时日，估计一时间兴不起大浪。
黎元洪是个窝囊货，且已被调虎离山的幽居在了瀛台，想必其再无能量也无胆魄敢与他袁世凯唱反调了。
唯一使袁世凯尚须忧心的是蔡锷，蔡锷是人中蛟龙，虽然辞去了云南都督之职，但执掌滇、黔、桂三省军政要职的仍全是他的心腹旧部；所以，蔡锷虽然人在京城，但对西南三省仍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而那一大片南疆边陲虽然名义上也在北京政府的治内，但实际上却是自成一体的**王国；北洋军已控制了国内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此三省没能渗入。
好在，蔡锷现在京城中；只要蔡锷缄口，滇、黔、桂三省虽难控制，却如群龙无首，即使有吃了豹子胆的敢对他袁世凯不，想必也不会有多少人附和响应。
所以，看来得将蔡锷厚待了，把他的身心拴在京城中，想必云、贵等地不会有人敢起哄闹事。
于是，袁世凯又封蔡锷为始威将军，欲以此进一步拉拢蔡锷。
同时，袁世凯闻知蔡锷之心腹、贵州都督戴戡与时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不睦；于是，也将戴戡召入京调任参议院参议，并密令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监视刘显世，欲行离间计后乘隙而阴夺黔军。
果然，龙建章与刘显世因此衔恨，蔡锷依托的铁板一块似的滇、黔、桂三地开始松动了。
然而，袁世凯此计未能得逞。
戴戡奉调入京，行至天津后却得到了蔡锷令其“留津”的密旨；戴戡心领神会，遂没有进京赴任。
而此时的蔡锷却不被袁世凯的恩惠所惑，已萌生了离京回滇之念。
原来，蔡锷入京时以为袁世凯“宏才伟略，众望所归，能使共和久治，华夏昌盛”，这才愿意拥戴他并放弃云南都督之职前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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