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与何应钦在“龙潭之战”中大获全胜，接着乘胜追击、又一举收复了江北大片土地。
满心希望能重振雄风的孙传芳，想不到在“龙潭之战”中会败得如此惨；不但损兵折将，还把好不容易夺回的江北许多城池复又丢失；孙传芳仰面长叹一阵后，灰溜溜地逃回山东去了。
击退孙传芳后，“宁、汉合流”之事这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为，“宁、汉”双方在“庐山会谈”时已商定“九月三日前，‘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在南京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此一约定因孙传芳的“南侵”而已延期了；现在，孙传芳溃败后、南京已转危为安，也就可付诸实施。
于是，九月五日，急欲当“党魁”的汪精卫携同陈公博、顾孟余等一行、启程赴宁；希望“宁、汉”合作早日实现，以便自己能圆梦。
而因“龙潭大捷”声望骤增、如日中天了的李宗仁也欲趁“桂系”在国民党内影响力骤增之机完成“宁、汉合流”，以便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故而，对于汪精卫的赴宁表示了欢迎。
然而，紧随蒋介石后尘也离宁、赴沪了的胡汉民，却纠集了一批死灰复后的“西山会议派”人士，此时已在上海又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且因为，胡汉民与汪精卫有隙，“西山会议派”则因汪精卫曾一度积极“联俄、容共”而对他仍有成见；因此，对于汪精卫欲“赴宁、秉政”也就表示了竭力的反对与抵制。
胡汉民更是发表声明称：“汪氏乃‘卖党’罪人，安有资格主政？”
为此，“西山会议派”要求“追究‘武汉国民政府’中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联俄、容共’等所谓的‘叛逆’罪”。
因而，“宁、汉合流”又受阻了。
胡汉民等人的抵制与指责，令汪精卫甚觉尴尬与无。
因为，汪精卫确曾与苏俄和中＊共＊甚密，今遭指责、难以辩白。
而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纠集在一起后，已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之外、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欲要“宁、汉合流”以求国民党的统一，不得不与其妥协。
为此，汪精卫只得放低姿态，在李宗仁等人的陪同下、赴沪欲与胡汉民晤谈；并在报上公开宣示：“尽可效法廉蔺，以诚意纠正既往，救济现在与将来。”
然而，胡汉民没有卖账，汪精卫的三次登门拜访均被他拒之门外。
而陈公博、顾孟余见汪精卫如此低三下四的求人，心中甚不是滋味；且见“西山会议派”咬住他俩不放，一气之下回武汉去了。
汪精卫见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欲借“清共”之名剪除自己的党羽，心中也很不好受，本也想就此作罢。
然而，随同前来的谭延闿、孙科、朱培德、程潜等人却已与李宗仁等人达成默契，一心想促成“宁、汉合流”而不愿罢休；从而，使汪精卫进退维谷了。
最后，汪精卫只得再做出让步。
九月十一日，由谭延闿、孙科等人出面，邀集了在沪的“宁、沪、汉”三方代表共二十多人；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公馆内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谈话会”，以求“汉、宁、沪”三方和解。
然而，胡汉民仍拒绝参加。
“谈话会”从九月十一日开始，历时三天。
会上，“西山会议派”仍抓住汪精卫曾经“联俄、容共”的尾巴不放，非要他下野不可，令汪精卫十分尴尬。
迫于无奈，汪精卫只得承认自己“防范**过于迟缓”而引咎自责，并于九月十三日也《通电》下野了。
如此，“谈话会”上的火药味这才有所消减，与会各方终于就有关“宁、汉合流”事宜达成了一致；决定“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与其他各省均设‘政治分会’”。
同时，议定：“三个月内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一切纠纷。
但在涉及组建新的中央机构时，“西山会议派”又提山了“与**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这无疑又是针对汪精卫等人的。
汪精卫再也忍不住了，“谈话会”大有谈崩而不能继续的可能。
这下，倒是让李宗仁也急了，即以“既往不咎”调停。
孙科为化解矛盾，则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以代行“中央”职权。
特委会成员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务求权益均等。
孙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这才平息了争执。
于是，进而议定：“‘中央特委会’组成后，原‘中央政治会议’即自行撤销。”而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特委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关”。
接着，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中央特委会”成员；结果，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了“中央特委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未到会的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黄绍竑等人均当选。
如此，“宁、汉、沪”三方的政要都进入了“中央特委会”，表面上看国民党是统一与团结了；但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大拼盘，统一与团结的表面下仍充满着党内各派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危机。
果然，“谈话会”后，汪精卫即悄悄地溜走了，看似一团和气了的国民党立即就又显现出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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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心希望能重振雄风的孙传芳，想不到在“龙潭之战”中会败得如此惨；不但损兵折将，还把好不容易夺回的江北许多城池复又丢失；孙传芳仰面长叹一阵后，灰溜溜地逃回山东去了。
击退孙传芳后，“宁、汉合流”之事这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为，“宁、汉”双方在“庐山会谈”时已商定“九月三日前，‘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在南京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此一约定因孙传芳的“南侵”而已延期了；现在，孙传芳溃败后、南京已转危为安，也就可付诸实施。
于是，九月五日，急欲当“党魁”的汪精卫携同陈公博、顾孟余等一行、启程赴宁；希望“宁、汉”合作早日实现，以便自己能圆梦。
而因“龙潭大捷”声望骤增、如日中天了的李宗仁也欲趁“桂系”在国民党内影响力骤增之机完成“宁、汉合流”，以便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故而，对于汪精卫的赴宁表示了欢迎。
然而，紧随蒋介石后尘也离宁、赴沪了的胡汉民，却纠集了一批死灰复后的“西山会议派”人士，此时已在上海又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且因为，胡汉民与汪精卫有隙，“西山会议派”则因汪精卫曾一度积极“联俄、容共”而对他仍有成见；因此，对于汪精卫欲“赴宁、秉政”也就表示了竭力的反对与抵制。
胡汉民更是发表声明称：“汪氏乃‘卖党’罪人，安有资格主政？”
为此，“西山会议派”要求“追究‘武汉国民政府’中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联俄、容共’等所谓的‘叛逆’罪”。
因而，“宁、汉合流”又受阻了。
胡汉民等人的抵制与指责，令汪精卫甚觉尴尬与无。
因为，汪精卫确曾与苏俄和中＊共＊甚密，今遭指责、难以辩白。
而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纠集在一起后，已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之外、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欲要“宁、汉合流”以求国民党的统一，不得不与其妥协。
为此，汪精卫只得放低姿态，在李宗仁等人的陪同下、赴沪欲与胡汉民晤谈；并在报上公开宣示：“尽可效法廉蔺，以诚意纠正既往，救济现在与将来。”
然而，胡汉民没有卖账，汪精卫的三次登门拜访均被他拒之门外。
而陈公博、顾孟余见汪精卫如此低三下四的求人，心中甚不是滋味；且见“西山会议派”咬住他俩不放，一气之下回武汉去了。
汪精卫见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欲借“清共”之名剪除自己的党羽，心中也很不好受，本也想就此作罢。
然而，随同前来的谭延闿、孙科、朱培德、程潜等人却已与李宗仁等人达成默契，一心想促成“宁、汉合流”而不愿罢休；从而，使汪精卫进退维谷了。
最后，汪精卫只得再做出让步。
九月十一日，由谭延闿、孙科等人出面，邀集了在沪的“宁、沪、汉”三方代表共二十多人；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公馆内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谈话会”，以求“汉、宁、沪”三方和解。
然而，胡汉民仍拒绝参加。
“谈话会”从九月十一日开始，历时三天。
会上，“西山会议派”仍抓住汪精卫曾经“联俄、容共”的尾巴不放，非要他下野不可，令汪精卫十分尴尬。
迫于无奈，汪精卫只得承认自己“防范**过于迟缓”而引咎自责，并于九月十三日也《通电》下野了。
如此，“谈话会”上的火药味这才有所消减，与会各方终于就有关“宁、汉合流”事宜达成了一致；决定“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与其他各省均设‘政治分会’”。
同时，议定：“三个月内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一切纠纷。
但在涉及组建新的中央机构时，“西山会议派”又提山了“与**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这无疑又是针对汪精卫等人的。
汪精卫再也忍不住了，“谈话会”大有谈崩而不能继续的可能。
这下，倒是让李宗仁也急了，即以“既往不咎”调停。
孙科为化解矛盾，则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以代行“中央”职权。
特委会成员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务求权益均等。
孙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这才平息了争执。
于是，进而议定：“‘中央特委会’组成后，原‘中央政治会议’即自行撤销。”而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特委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关”。
接着，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中央特委会”成员；结果，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了“中央特委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未到会的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黄绍竑等人均当选。
如此，“宁、汉、沪”三方的政要都进入了“中央特委会”，表面上看国民党是统一与团结了；但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大拼盘，统一与团结的表面下仍充满着党内各派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危机。
果然，“谈话会”后，汪精卫即悄悄地溜走了，看似一团和气了的国民党立即就又显现出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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