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右转后，汪精卫十分高兴；如此，他可以更放手地“**、清党”了。
然而，也在同时，且另有一个人又使汪精卫感到了十分头疼，此人即是刚被升任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
原来，贺龙奉调向江西集结时，适逢汪精卫公开“**”了，许多被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干部都到贺龙军中来避难。
贺龙出身贫困，本来就对穷苦农民有感情，且对能为穷苦农民仗义执言的“农民协会”给予肯定并表示支持；而现在，他见汪精卫却要对“农民协会”实施镇压了，这令他深感不平。
于是，出于同情，他就收容了那些为免遭迫害而躲避于军中的人，并给予了保护且一直带到了九江。
对此，汪精卫甚是反感。
然而，贺龙毕竟是一军之长、手中有兵，汪精卫一时奈何他不得。
于是，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刚到九江，汪精卫就派朱培德去游，欲将贺龙拉过来、也跟随他一起**；然而，却遭贺龙拒绝而失望。
汪精卫见未能将贺龙拉拢，觉得留着他必为祸患，遂萌生了将其剪除之心。
而早于贺龙进驻九江的叶挺是中＊共＊党员，其身份已是人所共知，汪精卫当然更容不得他，也就打算干脆设法将俩人一并剪除了。
为此，汪精卫又心生一计；决定一面由张发奎下《令》，将贺龙与叶挺俩人所部调离九江到德安一带集结待命；一面则再由朱培德出面，以“共商东征讨伐事宜”为由邀俩人上庐山；届时即把俩人扣留，所部群龙无首后也就可任由处置了。
于是，汪精卫将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仨人召上庐山，将自己所思相告，并要仨人依计而行。
汪精卫满以为此计天衣无缝，必能一举成功。
但谁知，时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因与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关系较密；黄琪翔知道高语罕是中＊共＊党员，恐其受牵累，赶紧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其“从速离去”。
此时的黄琪翔，眼见汪精卫不但跟着蒋介石走了，还要对中＊共＊下杀手；自己被夹在其中不知该如何办好，大有无所适从之感，因而郁郁于怀而常怨道：“‘北伐’至此，太令人痛心了，不如解甲归田。”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与黄琪翔交好，见其郁郁寡欢，料想必有难言的隐情，遂问：“何出此言？”
此时的叶剑英刚于几天前秘密加入中＊共＊，其“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暴露；所以，黄琪翔对他没存戒心，遂将汪精卫欲行阴谋之事相告，且埋怨汪精卫“做得太绝”。
叶剑英闻后暗吃一惊，决定立即报告。
叶剑英与叶挺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共事时就相识，于是就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叶挺。
叶挺感到事情严重，又即邀贺龙至甘棠湖；然后，仨人以“游湖、赏景”为由在甘棠湖的一个划子上晤商。
当贺龙闻知汪精卫欲行此阴谋时不由得怒不可遏了，有被逼上梁山之感；因此，贺龙愤然道：“好哇，汪精卫‘**’反到我的头上来了，老子不跟他干了；我不上庐山，也不去德安；去南昌，看他能把我怎样！
？”
这也正是叶挺所思，遂与贺龙商定：“俩人都不上庐山，也不听调去德安，而直接去南昌；由叶挺部先行，贺龙部继后，到南昌后再见机行事。”
叶挺与贺龙商定后，即依约而行，先后率部赴南昌了；叶剑英则复回第四军，仍不露声色地隐匿了下来。
而汪精卫的阴谋，却因此而未能得逞。
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后，李立三却又建议；因九江离武汉较近，易受到来自“赣、鄂”两方面的武装镇压，故而不宜在九江举事，起义地点应选在南昌。
周恩来听了李立三的建言后觉得在理，且也认为在南昌起义另有几个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是，南昌位于赣中，较九江而言、离武汉与南京都较远，“宁、汉”两府也就鞭长莫及；二则，主政江西的朱培德，其主力此时大多部署在樟树、吉安、进贤、临川等地，留驻南昌城内的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第九军的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及原第六军第五十三团等部；共六个团，总兵力不到万人。
另有一个由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是受朱培德委托为第三军培训军官而办的；但实际上却是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届时也能参与起义。
可见，在南昌起义更利于成功。
恰此时，又传来了“叶挺与贺龙已先后率部去往南昌了”的消息；鉴于此，中＊共＊中央也就接受了李立三的建议，决定“将起义地点由九江改到了南昌”。
同时，组成了一个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具体领导起义。
而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当须一个在军中有影响的实权人物撑大旗。
本来，张发奎若能与中＊共＊合作，应是最佳人选，但现在看来已无可能。
然而，已被解聘了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仍想利用自己与张发奎多年来曾建立起的良好关系再去游；而中＊共＊中央因考虑到参与起义的都是第二方面军的队伍，也正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原番号”，以对参与起义的将士有号召力。
所以，当加伦将军提出“再欲游张发奎”时，觉得“张发奎若能回心转意，正可仍用他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头衔指挥起义”；因此，对于加伦将军的建议采取了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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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在同时，且另有一个人又使汪精卫感到了十分头疼，此人即是刚被升任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
原来，贺龙奉调向江西集结时，适逢汪精卫公开“**”了，许多被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干部都到贺龙军中来避难。
贺龙出身贫困，本来就对穷苦农民有感情，且对能为穷苦农民仗义执言的“农民协会”给予肯定并表示支持；而现在，他见汪精卫却要对“农民协会”实施镇压了，这令他深感不平。
于是，出于同情，他就收容了那些为免遭迫害而躲避于军中的人，并给予了保护且一直带到了九江。
对此，汪精卫甚是反感。
然而，贺龙毕竟是一军之长、手中有兵，汪精卫一时奈何他不得。
于是，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刚到九江，汪精卫就派朱培德去游，欲将贺龙拉过来、也跟随他一起**；然而，却遭贺龙拒绝而失望。
汪精卫见未能将贺龙拉拢，觉得留着他必为祸患，遂萌生了将其剪除之心。
而早于贺龙进驻九江的叶挺是中＊共＊党员，其身份已是人所共知，汪精卫当然更容不得他，也就打算干脆设法将俩人一并剪除了。
为此，汪精卫又心生一计；决定一面由张发奎下《令》，将贺龙与叶挺俩人所部调离九江到德安一带集结待命；一面则再由朱培德出面，以“共商东征讨伐事宜”为由邀俩人上庐山；届时即把俩人扣留，所部群龙无首后也就可任由处置了。
于是，汪精卫将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仨人召上庐山，将自己所思相告，并要仨人依计而行。
汪精卫满以为此计天衣无缝，必能一举成功。
但谁知，时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因与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关系较密；黄琪翔知道高语罕是中＊共＊党员，恐其受牵累，赶紧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其“从速离去”。
此时的黄琪翔，眼见汪精卫不但跟着蒋介石走了，还要对中＊共＊下杀手；自己被夹在其中不知该如何办好，大有无所适从之感，因而郁郁于怀而常怨道：“‘北伐’至此，太令人痛心了，不如解甲归田。”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与黄琪翔交好，见其郁郁寡欢，料想必有难言的隐情，遂问：“何出此言？”
此时的叶剑英刚于几天前秘密加入中＊共＊，其“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暴露；所以，黄琪翔对他没存戒心，遂将汪精卫欲行阴谋之事相告，且埋怨汪精卫“做得太绝”。
叶剑英闻后暗吃一惊，决定立即报告。
叶剑英与叶挺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共事时就相识，于是就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叶挺。
叶挺感到事情严重，又即邀贺龙至甘棠湖；然后，仨人以“游湖、赏景”为由在甘棠湖的一个划子上晤商。
当贺龙闻知汪精卫欲行此阴谋时不由得怒不可遏了，有被逼上梁山之感；因此，贺龙愤然道：“好哇，汪精卫‘**’反到我的头上来了，老子不跟他干了；我不上庐山，也不去德安；去南昌，看他能把我怎样！
？”
这也正是叶挺所思，遂与贺龙商定：“俩人都不上庐山，也不听调去德安，而直接去南昌；由叶挺部先行，贺龙部继后，到南昌后再见机行事。”
叶挺与贺龙商定后，即依约而行，先后率部赴南昌了；叶剑英则复回第四军，仍不露声色地隐匿了下来。
而汪精卫的阴谋，却因此而未能得逞。
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后，李立三却又建议；因九江离武汉较近，易受到来自“赣、鄂”两方面的武装镇压，故而不宜在九江举事，起义地点应选在南昌。
周恩来听了李立三的建言后觉得在理，且也认为在南昌起义另有几个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是，南昌位于赣中，较九江而言、离武汉与南京都较远，“宁、汉”两府也就鞭长莫及；二则，主政江西的朱培德，其主力此时大多部署在樟树、吉安、进贤、临川等地，留驻南昌城内的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第九军的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及原第六军第五十三团等部；共六个团，总兵力不到万人。
另有一个由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是受朱培德委托为第三军培训军官而办的；但实际上却是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届时也能参与起义。
可见，在南昌起义更利于成功。
恰此时，又传来了“叶挺与贺龙已先后率部去往南昌了”的消息；鉴于此，中＊共＊中央也就接受了李立三的建议，决定“将起义地点由九江改到了南昌”。
同时，组成了一个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具体领导起义。
而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当须一个在军中有影响的实权人物撑大旗。
本来，张发奎若能与中＊共＊合作，应是最佳人选，但现在看来已无可能。
然而，已被解聘了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仍想利用自己与张发奎多年来曾建立起的良好关系再去游；而中＊共＊中央因考虑到参与起义的都是第二方面军的队伍，也正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原番号”，以对参与起义的将士有号召力。
所以，当加伦将军提出“再欲游张发奎”时，觉得“张发奎若能回心转意，正可仍用他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头衔指挥起义”；因此，对于加伦将军的建议采取了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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