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周斓上任后，装模作样了一番；接着，将许克祥严斥一顿并调离长沙后、就没了下，欲以此不了了之。
周斓如此处置，也难以令汪精卫满意；且不免有点感到心神不宁，唯恐再生事变。
然而，汪精卫已觉到，周斓源于第八军，只听唐生智的；自己虽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却难以约束他们；而这些军中将领一旦闹起别扭来，自己实是无法；看来，只有请唐生智回来方能压住他们，以帮助自己平息并稳定“湘、鄂”的政局。
为此，汪精卫决定“亲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欲将河南让给冯玉祥，由他挡住北面的‘奉军’，以让唐生智能脱身班师回鄂”；同时，也可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蒋介石。
正在汪精卫打算赴郑州时，刚来华不久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忽来见他，言有事相商。
汪精卫不知何事，即予相见；但当他听了罗易所言并阅过其出示的一份《密件》后，汪精卫不由得骇然了。
原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的《密件》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做出的“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
其主要内容是：“动员千百万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组建一支由工农领导的八至十个师的可靠军队”、“成立革命法庭以惩办反动军官”等。
对于这个《五月指示》，陈独秀、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产生了矛盾。
陈独秀担心“若是遵照执行，定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的破裂”。
因为，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向中＊共＊祭起了屠刀后，迫使中＊共＊将其组织与人员从上海转移到了武汉；从而，依重于“武汉国民政府”了。
而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势力也以“‘农民运动’过火了”为由竭力将中＊共＊与“工农民众”妖魔化，并已发生了“马日事变”；在此局势下，若是再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岂不是给那些“**”心切的人以口实而火上浇油？
因此，陈独秀不免有所顾忌。
于是，在有鲍罗廷和罗易参加、于六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直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土地革命’、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均不可行。”
而此时的鲍罗廷似乎也已从蒋介石的背叛中悟到了什么，认为这个《五月指示》不切中国实际而荒唐可笑。
但因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不可违拗不遵；因此，鲍罗廷觉得惟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
于是，鲍罗廷《致电》莫斯科：“《指示》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欲以此敷衍。
而陈独秀则代表“中＊共＊中央”直言向莫斯科宣告：“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执行！”
于是，这份《五月指示》就被束之高阁了。
而罗易因刚来中国不久，也如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一样，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只看到中国革命已处在风口浪尖上，却并不清楚该用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化解眼前的危机。
且觉得，中国革命是国际**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又是受共产国际派遣而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自己的职责。
然而，陈独秀和鲍罗廷却拒绝执行，这令罗易深感失望与无奈；因为，没有俩人的支持，罗易也就孤掌难鸣，即使自己欲为也都将一事无成。
在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就想到了汪精卫。
因为，现在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都面临危机，更须紧密合作、共渡时艰；且要执行并落实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最终还得通过“武汉国民政府”。
而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现在也正处于“‘宁、汉’之争”的矛盾中心；更何况，汪精卫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汪精卫至今仍是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且汪精卫的这个地位完全是靠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将他抬上去的；所以，他若想保住这个地位，唯有继续依靠这三方的势力不可，舍此别无他途；否则，必定被蒋介石所吞没。
鉴于此分折，罗易也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告知汪精卫，以让他知道“‘共产国
本章已完成！
周斓如此处置，也难以令汪精卫满意；且不免有点感到心神不宁，唯恐再生事变。
然而，汪精卫已觉到，周斓源于第八军，只听唐生智的；自己虽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却难以约束他们；而这些军中将领一旦闹起别扭来，自己实是无法；看来，只有请唐生智回来方能压住他们，以帮助自己平息并稳定“湘、鄂”的政局。
为此，汪精卫决定“亲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欲将河南让给冯玉祥，由他挡住北面的‘奉军’，以让唐生智能脱身班师回鄂”；同时，也可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共同对付蒋介石。
正在汪精卫打算赴郑州时，刚来华不久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忽来见他，言有事相商。
汪精卫不知何事，即予相见；但当他听了罗易所言并阅过其出示的一份《密件》后，汪精卫不由得骇然了。
原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的《密件》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做出的“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
其主要内容是：“动员千百万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组建一支由工农领导的八至十个师的可靠军队”、“成立革命法庭以惩办反动军官”等。
对于这个《五月指示》，陈独秀、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产生了矛盾。
陈独秀担心“若是遵照执行，定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的破裂”。
因为，自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向中＊共＊祭起了屠刀后，迫使中＊共＊将其组织与人员从上海转移到了武汉；从而，依重于“武汉国民政府”了。
而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势力也以“‘农民运动’过火了”为由竭力将中＊共＊与“工农民众”妖魔化，并已发生了“马日事变”；在此局势下，若是再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岂不是给那些“**”心切的人以口实而火上浇油？
因此，陈独秀不免有所顾忌。
于是，在有鲍罗廷和罗易参加、于六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直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土地革命’、组建工农领导的军队、成立革命法庭，均不可行。”
而此时的鲍罗廷似乎也已从蒋介石的背叛中悟到了什么，认为这个《五月指示》不切中国实际而荒唐可笑。
但因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不可违拗不遵；因此，鲍罗廷觉得惟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
于是，鲍罗廷《致电》莫斯科：“《指示》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欲以此敷衍。
而陈独秀则代表“中＊共＊中央”直言向莫斯科宣告：“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执行！”
于是，这份《五月指示》就被束之高阁了。
而罗易因刚来中国不久，也如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一样，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只看到中国革命已处在风口浪尖上，却并不清楚该用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化解眼前的危机。
且觉得，中国革命是国际**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又是受共产国际派遣而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自己的职责。
然而，陈独秀和鲍罗廷却拒绝执行，这令罗易深感失望与无奈；因为，没有俩人的支持，罗易也就孤掌难鸣，即使自己欲为也都将一事无成。
在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就想到了汪精卫。
因为，现在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都面临危机，更须紧密合作、共渡时艰；且要执行并落实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最终还得通过“武汉国民政府”。
而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现在也正处于“‘宁、汉’之争”的矛盾中心；更何况，汪精卫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汪精卫至今仍是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且汪精卫的这个地位完全是靠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将他抬上去的；所以，他若想保住这个地位，唯有继续依靠这三方的势力不可，舍此别无他途；否则，必定被蒋介石所吞没。
鉴于此分折，罗易也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告知汪精卫，以让他知道“‘共产国
本章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