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等原因,又由于南北朝时期,学分南北,师说多门,且大多义旨浅略,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不适应全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给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自汉末以降,天下分崩,经学亦随地域而裂为南北二宗。

南学承魏晋玄风,重义理阐发,尚清谈简约;北学守汉代遗规,重章句训诂,尚质朴笃实。

二宗相攻,如泾渭分明;诸师并立,若荆棘丛生。

同一《尚书》,江南江北文字互异;同一《毛诗》,郑玄王肃释义相左。

读书人皓首穷经,往往穷数年之力于一家之说,而与他师相遇,竟如异域之人,言语不通,义理相悖。

加之历年战乱,典籍散佚,传抄讹谬,鲁鱼亥豕之误触目皆是,甚至有经生以误本为宗,递相授受,愈传愈讹,去圣人之旨益远。

此诚如颜之推所叹:"校定书籍,亦何容易!

"当此之时,经学非为济世之舟楫,反成惑人之荆棘;非为致治之圭臬,反为乱政之端倪。

天下既归于一统,而学术犹裂于畛域,此诚盛世之隐忧,文明之痼疾。

李世民深鉴其弊。

这位以武功定天下的英主,深知马背上可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深知创业之艰难,更守成之不易。

他目睹隋炀之失——恃才矜己,穷兵黩武,虽有文翰之盛,终致社稷之倾——遂以文治补武功,以学术固根基。

即位未久,即着手经籍图书的整理工作,"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

数年间,群书略备。

"

此"购募"二字,看似平淡,实则暗含雄图。

李世民诏令天下,广搜散逸之书,无论秘藏于山岩屋壁,或流落於市井坊间,皆许以重价购求。

有献书一卷者,赐绢一疋;献书十卷者,除授官职。

又于弘文馆、秘书省增置楷书手数十人,皆择书法精工、心性谨严之士,令其端楷缮写,一字不苟。

纸用硬黄,墨取松烟,装以缥带,签以玉轴。

数年间,内府藏书之富,远超隋代旧观,群书略备,灿然大观。

昔年战乱中焚于咸阳之火、沉于董卓之舟、散于侯景之乱的典籍,至此渐复旧观,如百川归海,万流宗岱。

在国家经籍图书渐已完备的情况下,李世民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

颜师古者,名籀,以字行,乃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家学渊源,精研诂训,于文字音韵之学尤为深湛。

李世民素知其才,贞观四年,特诏于秘书省开设考经之所,赐以禁中藏书,许以遍览秘阁,更遣学士数人佐其事。

颜师古受命,如履薄冰。

他深知此非寻常校雠之役,乃一代文治之枢机,万世学术之准的。

于是闭关于秘书省,日夕研读,广校众本。

以江南旧本为底,参以北朝流传之卷;以石经遗文为正,辅以简册出土之字。

一字有疑,则遍检群籍;一句不通,则博访通儒。

遇南北文字歧异者,则稽其源流,辨其得失;遇诸师释义不同者,则衡其短长,择其善者。

历时两年多,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最终完成了《五经定本》,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并于贞观七年开始向全国颁行,作为全国官学和私学的统一教材。

此《五经定本》之问世,不啻为经学史上之一场革命。

昔者南北对峙,学者各守师说,如楚河汉界,不可逾越;今者定本一出,天下奉为圭臬,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

它结束经学内部南北宗派的长期纷争,使治经者有共同之文本,无疑义之字句,在经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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