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节（2/4）
冈村一口回绝了殷同的提议。
就算这个让中国人口诛笔伐的协定，他还认为自己已经吃亏在先了呢，如何还能把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再给吐出来。
然而大连会议中方也不是全无成绩，在殷同的力争下，日方在同意取缔“非武装区”内的日本浪人，新编保安队入驻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对于华北特别是滦东来说，如果没有关东军在这些方面的松口，黄郛仍然没有办法进行全盘掌控。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条件的，而条件还是此次会议没解决的通邮问题。
大连会议后，黄郛再回南方去汇报会议情况和商议将要采取的对策。
这一次，他发现境况比以前更惨，自己已经千夫所指，里外不是人了，基本上是舆论攻，官员骂，真的把他归到汉奸一类去了。
骂还不解气，有人开始往他在上海的住宅扔炸弹，然后是写“致汉奸某”的恐吓信，一封接一封。
更让他倍觉寒心的是，老蒋竟然也当他是“讨债”的，看到他就躲，一提交涉的事情就直皱眉头，那情景，仿佛是黄郛自家遇到了什么难事，来要求开后门了。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惟《大公报》等寥寥数家。
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到此时，黄郛在精神上已经痛苦到难以自拔的程度，但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担负的“辱国差使”是必要的。
在华北，他已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并确信中日最后终不免一战，但作为实力上有极大悬殊的对手，中国比对方更需要时间，拖上一天，国家就可以多增一分国力，一点准备和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坚持“不能冒险”。
说实话，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弟也是没有办法。
一则，黄郛在朝野间的“名声”已经开始变得很差，他得保持必要的距离，二则，大家都是为了拖，黄郛拖日本人，他拖黄郛，有什么不对吗？
他希望继续把通邮谈判给拖着，甚至表现一点“强硬”给国人看看。
（597）
2010-04-2819:03:46
黄郛则认为总体拖可以，单项拖不现实，至于秀“强硬”则更如玩火。
华北处于目下状况，无论关东军还是天津驻屯军，都是一帮滚刀肉，他们是不按正常牌理出牌的，一着不慎，这些人甚至连外交辞令都不需要，就可以找借口打过来。
老蒋跟以前任何一次一样，最后还是对黄郛作出了“让步”，同意由外交部派员去华北进行通邮谈判。
不过老蒋的性格向以执拗著称，没准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日记上把黄郛给臭骂一通。
外交部在得到指令后，随即物色北上谈判的适当人选。
一个在对日外交中很重要的人物出场了，此人即为我们曾一再提及过的高宗武。
这一年，不满三十岁的高宗武刚刚进入外交部，但一年不到，即在无任何背景（实际亦有汪精卫的赏识和提携）的情况下，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其升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叹。
除了年轻尚轻，资历和经验不太够外（这两个东西后来差点误了他一生），他在日语交际方面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
据他自己说，在东瀛学习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
在刚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高宗武一度也很犹豫，甚至认为北上不免一死：对日方“强硬”，可能被日本人杀死，对日方“软弱”，可能被中国人干掉。
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能得到这样闪电般升迁的机会也不容易，小高于是打起精神，起程动身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
在高宗武的印象里，这趟行程是秘密的，谈判也是秘密的，全部过程就跟做贼一样。
谈判的气氛更是诡异，因为中方谈判人员都有要求，即绝对不能涉及承认“满洲国”，然而谈判的对象却是伪满交通部的邮政司长，还是个日本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不能承认你，另一方面，我却还要跟你谈事情。
在南方的时候，高宗武没准也没少在背后骂黄郛这些人是“汉奸”，等到他亲自上阵，才发现，想做“汉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日方谈判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高效率”和“老习惯”，二话不说，啪地甩出三个方案，签字吧。
这三个方案除了通邮外，还包括通航和电信，而后者早就被黄郛一口回绝掉了。
日本人的意思是欺高宗武年轻，又初来乍到，对前面的会谈情况不清楚，所以想“蒙”他一下，顺便给对方来个下马威。
来之前，高宗武只记住了两点：一是不承认伪满，二是通邮谈判。
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把其它两个方案推掉了。
对不起，与通邮无关的不要跟我谈。
日方没能“蒙”住对方，立刻跳起来大发雷霆，还搞了一个二选一，让小高在通航和电信里面至少选一样。
高宗武不为所动：我一样都不选，只谈通邮，而且绝不能涉及政治。
就是跟你扛到底，怎么样。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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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这个让中国人口诛笔伐的协定，他还认为自己已经吃亏在先了呢，如何还能把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再给吐出来。
然而大连会议中方也不是全无成绩，在殷同的力争下，日方在同意取缔“非武装区”内的日本浪人，新编保安队入驻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对于华北特别是滦东来说，如果没有关东军在这些方面的松口，黄郛仍然没有办法进行全盘掌控。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条件的，而条件还是此次会议没解决的通邮问题。
大连会议后，黄郛再回南方去汇报会议情况和商议将要采取的对策。
这一次，他发现境况比以前更惨，自己已经千夫所指，里外不是人了，基本上是舆论攻，官员骂，真的把他归到汉奸一类去了。
骂还不解气，有人开始往他在上海的住宅扔炸弹，然后是写“致汉奸某”的恐吓信，一封接一封。
更让他倍觉寒心的是，老蒋竟然也当他是“讨债”的，看到他就躲，一提交涉的事情就直皱眉头，那情景，仿佛是黄郛自家遇到了什么难事，来要求开后门了。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惟《大公报》等寥寥数家。
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到此时，黄郛在精神上已经痛苦到难以自拔的程度，但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担负的“辱国差使”是必要的。
在华北，他已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并确信中日最后终不免一战，但作为实力上有极大悬殊的对手，中国比对方更需要时间，拖上一天，国家就可以多增一分国力，一点准备和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坚持“不能冒险”。
说实话，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弟也是没有办法。
一则，黄郛在朝野间的“名声”已经开始变得很差，他得保持必要的距离，二则，大家都是为了拖，黄郛拖日本人，他拖黄郛，有什么不对吗？
他希望继续把通邮谈判给拖着，甚至表现一点“强硬”给国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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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819:03:46
黄郛则认为总体拖可以，单项拖不现实，至于秀“强硬”则更如玩火。
华北处于目下状况，无论关东军还是天津驻屯军，都是一帮滚刀肉，他们是不按正常牌理出牌的，一着不慎，这些人甚至连外交辞令都不需要，就可以找借口打过来。
老蒋跟以前任何一次一样，最后还是对黄郛作出了“让步”，同意由外交部派员去华北进行通邮谈判。
不过老蒋的性格向以执拗著称，没准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日记上把黄郛给臭骂一通。
外交部在得到指令后，随即物色北上谈判的适当人选。
一个在对日外交中很重要的人物出场了，此人即为我们曾一再提及过的高宗武。
这一年，不满三十岁的高宗武刚刚进入外交部，但一年不到，即在无任何背景（实际亦有汪精卫的赏识和提携）的情况下，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其升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叹。
除了年轻尚轻，资历和经验不太够外（这两个东西后来差点误了他一生），他在日语交际方面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
据他自己说，在东瀛学习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
在刚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高宗武一度也很犹豫，甚至认为北上不免一死：对日方“强硬”，可能被日本人杀死，对日方“软弱”，可能被中国人干掉。
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能得到这样闪电般升迁的机会也不容易，小高于是打起精神，起程动身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
在高宗武的印象里，这趟行程是秘密的，谈判也是秘密的，全部过程就跟做贼一样。
谈判的气氛更是诡异，因为中方谈判人员都有要求，即绝对不能涉及承认“满洲国”，然而谈判的对象却是伪满交通部的邮政司长，还是个日本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不能承认你，另一方面，我却还要跟你谈事情。
在南方的时候，高宗武没准也没少在背后骂黄郛这些人是“汉奸”，等到他亲自上阵，才发现，想做“汉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日方谈判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高效率”和“老习惯”，二话不说，啪地甩出三个方案，签字吧。
这三个方案除了通邮外，还包括通航和电信，而后者早就被黄郛一口回绝掉了。
日本人的意思是欺高宗武年轻，又初来乍到，对前面的会谈情况不清楚，所以想“蒙”他一下，顺便给对方来个下马威。
来之前，高宗武只记住了两点：一是不承认伪满，二是通邮谈判。
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把其它两个方案推掉了。
对不起，与通邮无关的不要跟我谈。
日方没能“蒙”住对方，立刻跳起来大发雷霆，还搞了一个二选一，让小高在通航和电信里面至少选一样。
高宗武不为所动：我一样都不选，只谈通邮，而且绝不能涉及政治。
就是跟你扛到底，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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