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

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

“八一三”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

当大家正筹划着怎样离开上海转移到后方去的时候,立群本来已经参加了洪深所领导的一队演剧队,在临走的前夜我劝她改变了计划,不如和别的朋友们取海道绕到武汉去,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

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们比我先一天离开了上海。

在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行期也已经定了,但我为保密起见,却没有告诉他们。

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几天之后,一定可以在香港会面。

几天之后,果然遇见了,在他们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见了我,向来不大说话的她,首先叫了出来。

“哦,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风接过去,带着几分夸张的调子这样说。

他们是住在海陆通旅馆的,商量的结果,就在当天下午都搬到六国饭店来了。

四辗转反侧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

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

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

这意见我采纳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报》提前恢复。

假使这一着成功,那么好些朋友的工作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但要把《救亡日报》恢复,根据地最好是设在广州,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

假使设在香港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这样,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

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也都同路。

广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

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

我得到朋友的介绍,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

他是湖北人,在曾养甫下边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

那是两层楼的房子,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相当阔气。

是两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谌小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

他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国共合作的恢复,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这话,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

我也问过朋友,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倒是事实。

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小巧玲珑,应该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

但不知怎的,我在那头一天晚上,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

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澣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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