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祁同伟觉得钟小艾不一样2（1/3）
如果他低调处理，悄悄地把事办了，谁都不惊动，那倒还罢了，大家最多私下里议论几句，说他是个怪人。
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做任何遮掩，反而唯恐天下不知地大肆宣扬，这种姿态让很多同僚感到极度不适。
不少人因此在背后对陈岩石嗤之以鼻，认为他就是一个因为升不上去而对体制心怀怨恨，所以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社会名声、给组织难堪的人。
他们说，买房捐钱这种事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进行，可陈岩石偏要高调宣传，这分明就是蓄意的，是一种扭曲的报复心理在作祟。
这些议论在汉东的各个办公室里流传着，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小周耳濡目染，自然也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所以在汇报的时候不自觉地就将这些负面的评价带了出来。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高育良的脸色就已经沉了下去。
那张平时总是挂着温和笑容的脸上，此刻布满了不悦的阴云。
他将手中的茶杯重重地搁在桌上，瓷器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别胡说了。”高育良的声音不大，但语气极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他极少用这种语气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一旦用了，就说明他是真的动了怒。
高育良前一任秘书跟了他很多年，业务精湛，为人处世也十分老练，用起来得心应手，如今已经下放到地方担任实职，而且干得相当不错。
眼下的这位小周是刚刚从省委办公厅选调来的，年轻，学历高，文字功底也不错，但终究是历练不够，很多时候把握不好说话的分寸和边界。
高育良有时候也在心里暗暗感叹，大概是自己之前用的秘书太出色了，把自己的标准提得太高，以至于现在看谁都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
高育良本人并不是秘书出身，他从大学教授直接转轨进入官场，身边一直没有配过专职秘书。
因此对于秘书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尤其是秘书情商和分寸感的重要性，他早年间其实并没有特别深刻的认识。
相比之下，他对秘书的能力素质更为挑剔文字水平必须过硬，逻辑思维必须清晰，政策水平必须扎实，这些都是他挑选秘书时的硬性指标。
至于会不会说话、懂不懂察言观色、能不能准确把握领导意图，这些软性的情商指标，是他后来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才逐渐体会到其重要性的。
放眼整个汉东官场，最会用秘书、最懂得驾驭秘书的人，恰恰是那位本身就是秘书出身的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李达康从秘书做起，深谙秘书之道，他用秘书就像用自己延伸的手臂一样自如，既能充分授权，又能精准掌控，什么时候该让秘书出面，什么时候该亲自上阵，分寸拿捏得炉火纯青。
这一点，高育良自认不如。
“陈海跟同伟一样，都是我高育良的学生，是我看着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高育良的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平稳，但话语里多了一层语重心长的意味，“你说陈老影响了陈海，有什么影响不好的？
陈海现在是省反贪局的骨干，工作兢兢业业，这些年来经手的案子没有一件出过差错，这难道不是陈老教育的功劳？”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秘书，望着窗外原州市高低起伏的天际线，语气变得更加深沉：“外面的人都说陈老对现实不满，说他发牢骚，说他挑毛病。
我今天就在这里告诉你们，陈岩石同志对我省的法治建设，是有贡献的，而且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在省检察院工作的那些年，主持起草了多少规章制度，办了多少疑难案件，培养了多少年轻干部，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他转过身来，目光扫过办公室里每一个人的脸，那种眼神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在陈述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你们刚才说，对陈老的安排使用合理吗？
我看就不合理，而且是很不合理。
陈老这个副省级待遇，早就该上了，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哪一样不够格？
阴差阳错就是没上去，加上这些年社会风气确实不好，他有些看法，发些牢骚，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换做是你，在那个位置上干了二十年，看着一茬又一茬不如你的人都爬到了你头上，你心里能没有想法？”
高育良重新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还有陈老搞的那个所谓的‘第二检察院’其实就是组织一帮退休的老检察、老法官义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我看也很好嘛。
多了一个‘第二检察院’，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联系群众的渠道，多了一双监督司法的眼睛。
如果我们早些重视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早些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到丁义珍的问题，或许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烂摊子了。”
说到这里，高育良的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郑重，他将手中的老花镜放在桌上，直视着秘书的眼睛：“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强调一遍，以后一定要多重视老同志的意见，尤其是像陈岩石同志这样在政法系统干了一辈子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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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做任何遮掩，反而唯恐天下不知地大肆宣扬，这种姿态让很多同僚感到极度不适。
不少人因此在背后对陈岩石嗤之以鼻，认为他就是一个因为升不上去而对体制心怀怨恨，所以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社会名声、给组织难堪的人。
他们说，买房捐钱这种事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进行，可陈岩石偏要高调宣传，这分明就是蓄意的，是一种扭曲的报复心理在作祟。
这些议论在汉东的各个办公室里流传着，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小周耳濡目染，自然也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所以在汇报的时候不自觉地就将这些负面的评价带了出来。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高育良的脸色就已经沉了下去。
那张平时总是挂着温和笑容的脸上，此刻布满了不悦的阴云。
他将手中的茶杯重重地搁在桌上，瓷器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别胡说了。”高育良的声音不大，但语气极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他极少用这种语气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一旦用了，就说明他是真的动了怒。
高育良前一任秘书跟了他很多年，业务精湛，为人处世也十分老练，用起来得心应手，如今已经下放到地方担任实职，而且干得相当不错。
眼下的这位小周是刚刚从省委办公厅选调来的，年轻，学历高，文字功底也不错，但终究是历练不够，很多时候把握不好说话的分寸和边界。
高育良有时候也在心里暗暗感叹，大概是自己之前用的秘书太出色了，把自己的标准提得太高，以至于现在看谁都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
高育良本人并不是秘书出身，他从大学教授直接转轨进入官场，身边一直没有配过专职秘书。
因此对于秘书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尤其是秘书情商和分寸感的重要性，他早年间其实并没有特别深刻的认识。
相比之下，他对秘书的能力素质更为挑剔文字水平必须过硬，逻辑思维必须清晰，政策水平必须扎实，这些都是他挑选秘书时的硬性指标。
至于会不会说话、懂不懂察言观色、能不能准确把握领导意图，这些软性的情商指标，是他后来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才逐渐体会到其重要性的。
放眼整个汉东官场，最会用秘书、最懂得驾驭秘书的人，恰恰是那位本身就是秘书出身的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李达康从秘书做起，深谙秘书之道，他用秘书就像用自己延伸的手臂一样自如，既能充分授权，又能精准掌控，什么时候该让秘书出面，什么时候该亲自上阵，分寸拿捏得炉火纯青。
这一点，高育良自认不如。
“陈海跟同伟一样，都是我高育良的学生，是我看着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高育良的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平稳，但话语里多了一层语重心长的意味，“你说陈老影响了陈海，有什么影响不好的？
陈海现在是省反贪局的骨干，工作兢兢业业，这些年来经手的案子没有一件出过差错，这难道不是陈老教育的功劳？”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秘书，望着窗外原州市高低起伏的天际线，语气变得更加深沉：“外面的人都说陈老对现实不满，说他发牢骚，说他挑毛病。
我今天就在这里告诉你们，陈岩石同志对我省的法治建设，是有贡献的，而且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在省检察院工作的那些年，主持起草了多少规章制度，办了多少疑难案件，培养了多少年轻干部，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他转过身来，目光扫过办公室里每一个人的脸，那种眼神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在陈述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你们刚才说，对陈老的安排使用合理吗？
我看就不合理，而且是很不合理。
陈老这个副省级待遇，早就该上了，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哪一样不够格？
阴差阳错就是没上去，加上这些年社会风气确实不好，他有些看法，发些牢骚，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换做是你，在那个位置上干了二十年，看着一茬又一茬不如你的人都爬到了你头上，你心里能没有想法？”
高育良重新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还有陈老搞的那个所谓的‘第二检察院’其实就是组织一帮退休的老检察、老法官义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我看也很好嘛。
多了一个‘第二检察院’，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联系群众的渠道，多了一双监督司法的眼睛。
如果我们早些重视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早些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到丁义珍的问题，或许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烂摊子了。”
说到这里，高育良的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郑重，他将手中的老花镜放在桌上，直视着秘书的眼睛：“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强调一遍，以后一定要多重视老同志的意见，尤其是像陈岩石同志这样在政法系统干了一辈子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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