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赵立春的电话1（1/3）
那语气里藏着的潜台词李达康听得一清二楚：你不要爬得太快，爬得太快容易失控，失控了对谁都不好。
而现在这通电话里，敲打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和鼓励。
为什么？
不是因为赵立春忽然之间就认同了强省会战略，而是因为高育良上去了。
高育良一上专职副书记，赵立春就坐不住了。
他怕自己这个老部下在汉东的博弈中落入下风，怕高育良借着专职副书记的位置一步步蚕食掉他留下来的影响力，怕汉东这块经营了一辈子的地盘最终落到别人手里。
所以他急不可耐地要把李达康推上去，推得越高越好，推得越强越好，让李达康成为插在汉东政坛心脏地带的一根楔子，替他守住那份已经渐行渐远的掌控力。
老领导啊。
李达康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人都已经到了帝都，进了庙堂，还不愿意松开攥着汉东的那只手。
他忽然觉得赵立春有些可怜，也有些可悲。
一个曾经在汉东说一不二的人，如今只能靠给旧部打电话来刷存在感，这种落差，换作他自己恐怕也受不了。
但他更清楚的是，死抓着不放的手，迟早会被人一根一根手指地掰开。
而且掰开的方式，未必会那么体面。
赵立春在电话里提到了金山县，李达康的思绪被这三个字勾着，不受控制地滑向了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
金山县。
那是他仕途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从赵立春的秘书任上被放下去，挂职金山县委副书记、县长。
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整个金山县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当二把手看。
他是市委书记的秘书下来的，背后站着整个汉东省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份背景让他在县里的实际分量远远超出了县长这两个字的含金量。
全县当时只有一台公务用的北京吉普车，那台车从早到晚就停在他办公室楼下，车钥匙在他司机手里握着，别人碰都别想碰。
县委书记易学习出行办事，骑的是一辆二八大杠的飞鸽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磨破了边的公文包。
常务副县长王大路更惨，连自行车都没有，天天走路下村，一双解放鞋一个月能磨穿一双底。
县里没人觉得这不正常，因为李达康就该坐车他是来修路的。
金山县穷。
穷到什么程度？
李达康带着赵立春下乡调研的时候，走进过一户人家。
那家人住的是土坯房，墙面裂着指头宽的缝，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屋子里除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和一口铁锅，几乎什么都没有。
全家五口人，只有两件勉强能穿出门的衣服。
谁要出门，就把那两件衣服轮流穿。
其余的人没有衣服可穿，就只能窝在土炕上，扯着一条露出棉絮的破被子遮住身体。
赵立春站在那间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上。
那笔修路的钱，就是在那次调研之后批下来的。
赵立春回到市里，在常委会上拍了桌子，说金山县的路必须修，钱市里出，谁有意见谁就亲自去金山县看看那些连裤子都穿不上的人。
路要修，但市里批的钱只够买材料和请工程队，征地拆迁和人工费用还有一块巨大的缺口。
李达康把账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集资。
说是集资，其实就是一个摊派。
按人头收，每家每户固定金额，不管你家里有几亩地、收了多少粮、养了几只鸡，只要你户口在金山县，就得交钱。
后来的悲剧就是在这道命令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的。
收钱的是基层的干部，面对的是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
一方要钱，一方没钱，冲突一触即发。
逼出了人命。
那个人不是李达康亲手逼死的，但追责追到最后，谁也不能说这件事和李达康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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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这通电话里，敲打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和鼓励。
为什么？
不是因为赵立春忽然之间就认同了强省会战略，而是因为高育良上去了。
高育良一上专职副书记，赵立春就坐不住了。
他怕自己这个老部下在汉东的博弈中落入下风，怕高育良借着专职副书记的位置一步步蚕食掉他留下来的影响力，怕汉东这块经营了一辈子的地盘最终落到别人手里。
所以他急不可耐地要把李达康推上去，推得越高越好，推得越强越好，让李达康成为插在汉东政坛心脏地带的一根楔子，替他守住那份已经渐行渐远的掌控力。
老领导啊。
李达康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人都已经到了帝都，进了庙堂，还不愿意松开攥着汉东的那只手。
他忽然觉得赵立春有些可怜，也有些可悲。
一个曾经在汉东说一不二的人，如今只能靠给旧部打电话来刷存在感，这种落差，换作他自己恐怕也受不了。
但他更清楚的是，死抓着不放的手，迟早会被人一根一根手指地掰开。
而且掰开的方式，未必会那么体面。
赵立春在电话里提到了金山县，李达康的思绪被这三个字勾着，不受控制地滑向了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
金山县。
那是他仕途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从赵立春的秘书任上被放下去，挂职金山县委副书记、县长。
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整个金山县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当二把手看。
他是市委书记的秘书下来的，背后站着整个汉东省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份背景让他在县里的实际分量远远超出了县长这两个字的含金量。
全县当时只有一台公务用的北京吉普车，那台车从早到晚就停在他办公室楼下，车钥匙在他司机手里握着，别人碰都别想碰。
县委书记易学习出行办事，骑的是一辆二八大杠的飞鸽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磨破了边的公文包。
常务副县长王大路更惨，连自行车都没有，天天走路下村，一双解放鞋一个月能磨穿一双底。
县里没人觉得这不正常，因为李达康就该坐车他是来修路的。
金山县穷。
穷到什么程度？
李达康带着赵立春下乡调研的时候，走进过一户人家。
那家人住的是土坯房，墙面裂着指头宽的缝，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屋子里除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和一口铁锅，几乎什么都没有。
全家五口人，只有两件勉强能穿出门的衣服。
谁要出门，就把那两件衣服轮流穿。
其余的人没有衣服可穿，就只能窝在土炕上，扯着一条露出棉絮的破被子遮住身体。
赵立春站在那间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上。
那笔修路的钱，就是在那次调研之后批下来的。
赵立春回到市里，在常委会上拍了桌子，说金山县的路必须修，钱市里出，谁有意见谁就亲自去金山县看看那些连裤子都穿不上的人。
路要修，但市里批的钱只够买材料和请工程队，征地拆迁和人工费用还有一块巨大的缺口。
李达康把账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办法集资。
说是集资，其实就是一个摊派。
按人头收，每家每户固定金额，不管你家里有几亩地、收了多少粮、养了几只鸡，只要你户口在金山县，就得交钱。
后来的悲剧就是在这道命令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的。
收钱的是基层的干部，面对的是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
一方要钱，一方没钱，冲突一触即发。
逼出了人命。
那个人不是李达康亲手逼死的，但追责追到最后，谁也不能说这件事和李达康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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