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铺天盖地的争议（1/3）
如果说那些总部经济性质的集团搬迁，更多只是涉及管理层和技术骨干的流动，还算是伤筋动骨的话，那么那些实实在在落在土地上的工厂、生产线的整体迁移，其难度和复杂性，简直就是一个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巨大难题。
这根本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轻易摆平的事情，其中缠绕着的人心、利益和地方生态，盘根错节，深不见底。
那些能被李达康看中并想方设法要搬迁到京州的优秀企业、核心工厂，无一例外，全都是当地市县多年以来用各种优惠政策、土地资源和情感纽带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宝贝疙瘩。
它们是地方财政的顶梁柱，是名副其实的纳税大户，很多区县全年一半以上的税收都要仰仗这一两家大厂。
同时，它们更是当地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一个大型工厂的运转，养活的不仅仅是车间里的几千名工人，还有围绕工厂衍生出来的物流、餐饮、零售等一整条服务产业链上的成千上万个家庭。
如果在李达康的运筹帷幄和软硬兼施下，真的把这些工厂连根拔起，一股脑地迁到了京州，那么第一个迎面撞上来的、如同冰山一般庞大而冷硬的问题就是：京州市，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出如此充足的、匹配这些工厂需求的劳动力吗？
这些动辄需要几千上万熟练工人的工厂，京州本地的人力资源池，够不够填这个坑？
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搬迁计划在第一步就卡壳的现实问题。
其次，退一步讲，就算劳动力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勉强解决了，那么另一个更为棘手、更容易引爆社会矛盾的问题便会随之浮出水面：那些因为工厂搬迁，却出于故土难离、家庭牵绊、或者对省城高昂生活成本的恐惧而不愿意拖着家小、跟着一同迁到京州去打工的工人们，他们的安置问题，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兜底？
这笔庞大的社会成本，究竟要算在谁的头上？
是让那些已经元气大伤的各地方正府，捏着鼻子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还是说，由省级财政出面，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方案来集中负责？
又或者，是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问题，像一个皮球一样，一脚踢回给企业本身，让企业自己去消化解决？
可问题是，如果最后真的把矛盾全都甩锅给了企业，那这些企业家们又不是来做慈善的，人家放着好好的一亩三分地不待，凭什么要听你李达康的号令，心甘情愿地搬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从头再来？
失去了利益的驱动，单靠行政压服，这盘棋根本走不长远。
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些工人，原本有着一份虽然不算富裕但胜在安稳踏实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道工序，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一个个虽然平凡却充满希望的小日子。
可是，一旦工厂搬迁，他们选择了留下，就会瞬间失去这份饭碗，从在岗职工变成一个下岗待业人员。
人一旦下了岗，手里再拿到一笔数目虽不多、但在当下却足以支撑一段时日的下岗补贴，手里有了点闲钱，心里却没了着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社会角色的断裂，便会使得他们极容易变成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这种因为工厂企业大规模搬迁而造成的、隐藏在冰山之下的巨大隐性危机，就像是埋在地下的一连串火药桶，该用什么方式去提前化解、去温柔地拆除引信？
这其中的分寸和火候，稍微拿捏不好，就是一场燎原大火。
总而言之，强省会战略，绝非像它写在纸面上那样，只是一句豪情万丈的口号，它是一个浑身长满了刺的、相当复杂且考验执政者智慧的宏大命题。
高育良看似云淡风轻地将这些顾虑一条条地摆在李达康面前，表面上是善意的提醒，实则是在不动声色之间，为自己和身后的汉大帮提前加注谈判桌上的筹码。
他的言下之意，已经通过这番绵里藏针的话，清晰地传递给了李达康：第一，你之前鼓捣出来的那套交换条件，因为李维民即将上调中央，最核心的支撑点已经荡然无存，你的老皇历拿回去自己收好吧，它已经不成立了。
第二，既然旧的条件作废了，那么你此番想要换取我们汉大帮的支持，其出价的标准也必须相应地水涨船高。
你想要的，已经不是之前那种一次性的、在常委会上举举手那么简单了，你必须把这份支持，从一次性的提议，延伸、拉长到整个战略实施全过程的持续保驾护航与资源维持。
你想要我们汉大帮从头到尾、坚定不移的强力支撑，那么你李达康，就必须要拿出与之匹配的、足以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核心利益来交换。
“多亏了育良书记的及时提醒啊。”李达康僵硬的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最终化作一声感叹，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语气中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真的只是老朋友之间的一句闲聊，“如果不是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不知道，维民厅长竟然马上就要高升了。
这确实是咱们汉东的一件大事啊，很多事情，看来是得从长计议，仔细掂量掂量了。”
李达康感叹着，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高速运转。
他在飞快地猜测着，高育良用这些铺垫作为前奏，最终会图穷匕见，提出一个什么样惊天动地的新要求。
同时，在他那充满了权力算计的心底，对于李维民走后空出来的那个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的位置，也难免泛起了一丝难以抑制的涟漪。
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悬在高育良心头的一把锁，谁掌握了这把锁的钥匙，谁就能钳制住政法委书记的命脉。
如果……如果自己能趁着这个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安排上自己信得过的人，那无疑就等于在高育良的心口上，干脆利落地插上了一把尖刀。
不过，这个极其诱人的念头，在李达康的脑海里仅仅是转了几个圈，就被他自己强行压了下去，并迅速放弃掉了。
因为理智告诉他，这绝不可行。
首先，人家李维民是立功高升，进京赴任，是奔着公安部副部长的位置去的，他圣眷正隆，又不是因为犯了事被组织调查落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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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轻易摆平的事情，其中缠绕着的人心、利益和地方生态，盘根错节，深不见底。
那些能被李达康看中并想方设法要搬迁到京州的优秀企业、核心工厂，无一例外，全都是当地市县多年以来用各种优惠政策、土地资源和情感纽带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宝贝疙瘩。
它们是地方财政的顶梁柱，是名副其实的纳税大户，很多区县全年一半以上的税收都要仰仗这一两家大厂。
同时，它们更是当地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一个大型工厂的运转，养活的不仅仅是车间里的几千名工人，还有围绕工厂衍生出来的物流、餐饮、零售等一整条服务产业链上的成千上万个家庭。
如果在李达康的运筹帷幄和软硬兼施下，真的把这些工厂连根拔起，一股脑地迁到了京州，那么第一个迎面撞上来的、如同冰山一般庞大而冷硬的问题就是：京州市，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出如此充足的、匹配这些工厂需求的劳动力吗？
这些动辄需要几千上万熟练工人的工厂，京州本地的人力资源池，够不够填这个坑？
这是一个足以让整个搬迁计划在第一步就卡壳的现实问题。
其次，退一步讲，就算劳动力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勉强解决了，那么另一个更为棘手、更容易引爆社会矛盾的问题便会随之浮出水面：那些因为工厂搬迁，却出于故土难离、家庭牵绊、或者对省城高昂生活成本的恐惧而不愿意拖着家小、跟着一同迁到京州去打工的工人们，他们的安置问题，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兜底？
这笔庞大的社会成本，究竟要算在谁的头上？
是让那些已经元气大伤的各地方正府，捏着鼻子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还是说，由省级财政出面，拿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方案来集中负责？
又或者，是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问题，像一个皮球一样，一脚踢回给企业本身，让企业自己去消化解决？
可问题是，如果最后真的把矛盾全都甩锅给了企业，那这些企业家们又不是来做慈善的，人家放着好好的一亩三分地不待，凭什么要听你李达康的号令，心甘情愿地搬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从头再来？
失去了利益的驱动，单靠行政压服，这盘棋根本走不长远。
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些工人，原本有着一份虽然不算富裕但胜在安稳踏实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道工序，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一个个虽然平凡却充满希望的小日子。
可是，一旦工厂搬迁，他们选择了留下，就会瞬间失去这份饭碗，从在岗职工变成一个下岗待业人员。
人一旦下了岗，手里再拿到一笔数目虽不多、但在当下却足以支撑一段时日的下岗补贴，手里有了点闲钱，心里却没了着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社会角色的断裂，便会使得他们极容易变成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这种因为工厂企业大规模搬迁而造成的、隐藏在冰山之下的巨大隐性危机，就像是埋在地下的一连串火药桶，该用什么方式去提前化解、去温柔地拆除引信？
这其中的分寸和火候，稍微拿捏不好，就是一场燎原大火。
总而言之，强省会战略，绝非像它写在纸面上那样，只是一句豪情万丈的口号，它是一个浑身长满了刺的、相当复杂且考验执政者智慧的宏大命题。
高育良看似云淡风轻地将这些顾虑一条条地摆在李达康面前，表面上是善意的提醒，实则是在不动声色之间，为自己和身后的汉大帮提前加注谈判桌上的筹码。
他的言下之意，已经通过这番绵里藏针的话，清晰地传递给了李达康：第一，你之前鼓捣出来的那套交换条件，因为李维民即将上调中央，最核心的支撑点已经荡然无存，你的老皇历拿回去自己收好吧，它已经不成立了。
第二，既然旧的条件作废了，那么你此番想要换取我们汉大帮的支持，其出价的标准也必须相应地水涨船高。
你想要的，已经不是之前那种一次性的、在常委会上举举手那么简单了，你必须把这份支持，从一次性的提议，延伸、拉长到整个战略实施全过程的持续保驾护航与资源维持。
你想要我们汉大帮从头到尾、坚定不移的强力支撑，那么你李达康，就必须要拿出与之匹配的、足以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核心利益来交换。
“多亏了育良书记的及时提醒啊。”李达康僵硬的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最终化作一声感叹，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语气中听不出任何情绪，仿佛真的只是老朋友之间的一句闲聊，“如果不是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不知道，维民厅长竟然马上就要高升了。
这确实是咱们汉东的一件大事啊，很多事情，看来是得从长计议，仔细掂量掂量了。”
李达康感叹着，大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高速运转。
他在飞快地猜测着，高育良用这些铺垫作为前奏，最终会图穷匕见，提出一个什么样惊天动地的新要求。
同时，在他那充满了权力算计的心底，对于李维民走后空出来的那个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的位置，也难免泛起了一丝难以抑制的涟漪。
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悬在高育良心头的一把锁，谁掌握了这把锁的钥匙，谁就能钳制住政法委书记的命脉。
如果……如果自己能趁着这个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安排上自己信得过的人，那无疑就等于在高育良的心口上，干脆利落地插上了一把尖刀。
不过，这个极其诱人的念头，在李达康的脑海里仅仅是转了几个圈，就被他自己强行压了下去，并迅速放弃掉了。
因为理智告诉他，这绝不可行。
首先，人家李维民是立功高升，进京赴任，是奔着公安部副部长的位置去的，他圣眷正隆，又不是因为犯了事被组织调查落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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