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南京出了太阳，日历翻到1944年11月10日。
难得的好天气，暖和得不像深秋。
他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一份物资调配表，桌上的茶冒着热气，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在风里哗哗地响。
走廊里有人在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聊什么稀松平常的事。
他没在意，继续低头看表上的数字。
然后走廊里的声音忽然变了，有人跑了起来，有人喊了一句什么，隔着一道墙听不清内容。
脚步声越来越多，越来越急，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这时候宪兵来了，急促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连等应声都没有就直接闯了进来，脸色煞白地对着他低声喊：“汪先生不行了，就在日本医院里刚没了气。”
他握着笔的手顿了顿，笔尖在纸面上戳出一个深深的墨点，晕开一小片黑。
他抬眼看向窗外，风还在吹，梧桐叶打着旋飘下来落在窗台上，暖融融的太阳照旧晒进来，落在桌上那杯还冒着热气的茶上，一点都没变。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放下笔，用指尖蹭了蹭那个墨点，开口的时候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平静：“知道了，先去封锁消息，不要乱了城内的秩序，等上面的指令下来再说。”
宪兵敬了个礼，转身又匆匆跑了出去，走廊里的嗡嗡议论声还在不停飘进来，像一群被惊了窝的蜂。
他重新拿起笔，却再也没法对着那张物资调配表看进去，指尖抵着额角，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转着新闻上汪精卫的那些画面，从最初在武汉开会时的慷慨陈词，到后来投敌建政的虚与委蛇，再到上个月被刺杀重伤后躲去日本就医，不过短短半年时间，这个搅动了半壁江山政局的人，就这么悄无声息没了。
窗外的风又大了些，卷着半黄的叶子撞在玻璃上，发出轻轻的嗒声，他望着那片晃荡的光影，清楚地知道，南京这边的水面，接下来要更不平静了。
陈默放下笔站起来走到门口，走廊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围在一起，有人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有人凑着脑袋在念。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那份电报是日语，盖着大本营的红章，内容很短。
他扫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汪精卫死了。
在名古屋的病床上，死于多种并发症。
那个把伪政权撑了四年的人，那个被日本人当傀儡养着的人，那个曾经在南京城里呼风唤雨的人，死在了异国的病床上。
消息在半小时之内传遍了整栋楼，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沉默不语，有人站在角落里抽烟。
陈默退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
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的行人，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他在想一件事——汪精卫一死，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那根绷了四年的弦，终于断了。
而他还站在这根断弦的正下方。
当天下午，陈默被叫到了陈公博的办公室。
推门进去的时候，陈公博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听到脚步声也没回头。
书桌上摊着一份电报，就是那份汪精卫死讯的电报，纸页已经被捏皱了，边角卷曲着。
他站了很久，陈默没有开口催他。
终于他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悲伤，不是释然，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汪先生走了，南京城要变了。”
当天傍晚，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了变化。
先是伪政府大楼门口的旗杆上降了半旗，然后街上多了巡逻的宪兵，然后商店提早关了门。
有人在门口贴了白纸，有人在街边烧了纸钱，有人在电线杆上贴了讣告。
那些白纸黑字的讣告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无数只白色的鸟在扑腾。
日本人的态度很明显——他们需要一颗定心丸，告诉南京城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不管谁死了，他们的统治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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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好天气，暖和得不像深秋。
他坐在办公室里整理一份物资调配表，桌上的茶冒着热气，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在风里哗哗地响。
走廊里有人在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聊什么稀松平常的事。
他没在意，继续低头看表上的数字。
然后走廊里的声音忽然变了，有人跑了起来，有人喊了一句什么，隔着一道墙听不清内容。
脚步声越来越多，越来越急，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这时候宪兵来了，急促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连等应声都没有就直接闯了进来，脸色煞白地对着他低声喊：“汪先生不行了，就在日本医院里刚没了气。”
他握着笔的手顿了顿，笔尖在纸面上戳出一个深深的墨点，晕开一小片黑。
他抬眼看向窗外，风还在吹，梧桐叶打着旋飘下来落在窗台上，暖融融的太阳照旧晒进来，落在桌上那杯还冒着热气的茶上，一点都没变。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放下笔，用指尖蹭了蹭那个墨点，开口的时候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平静：“知道了，先去封锁消息，不要乱了城内的秩序，等上面的指令下来再说。”
宪兵敬了个礼，转身又匆匆跑了出去，走廊里的嗡嗡议论声还在不停飘进来，像一群被惊了窝的蜂。
他重新拿起笔，却再也没法对着那张物资调配表看进去，指尖抵着额角，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转着新闻上汪精卫的那些画面，从最初在武汉开会时的慷慨陈词，到后来投敌建政的虚与委蛇，再到上个月被刺杀重伤后躲去日本就医，不过短短半年时间，这个搅动了半壁江山政局的人，就这么悄无声息没了。
窗外的风又大了些，卷着半黄的叶子撞在玻璃上，发出轻轻的嗒声，他望着那片晃荡的光影，清楚地知道，南京这边的水面，接下来要更不平静了。
陈默放下笔站起来走到门口，走廊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围在一起，有人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有人凑着脑袋在念。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那份电报是日语，盖着大本营的红章，内容很短。
他扫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汪精卫死了。
在名古屋的病床上，死于多种并发症。
那个把伪政权撑了四年的人，那个被日本人当傀儡养着的人，那个曾经在南京城里呼风唤雨的人，死在了异国的病床上。
消息在半小时之内传遍了整栋楼，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沉默不语，有人站在角落里抽烟。
陈默退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
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的行人，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他在想一件事——汪精卫一死，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那根绷了四年的弦，终于断了。
而他还站在这根断弦的正下方。
当天下午，陈默被叫到了陈公博的办公室。
推门进去的时候，陈公博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听到脚步声也没回头。
书桌上摊着一份电报，就是那份汪精卫死讯的电报，纸页已经被捏皱了，边角卷曲着。
他站了很久，陈默没有开口催他。
终于他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悲伤，不是释然，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汪先生走了，南京城要变了。”
当天傍晚，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了变化。
先是伪政府大楼门口的旗杆上降了半旗，然后街上多了巡逻的宪兵，然后商店提早关了门。
有人在门口贴了白纸，有人在街边烧了纸钱，有人在电线杆上贴了讣告。
那些白纸黑字的讣告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无数只白色的鸟在扑腾。
日本人的态度很明显——他们需要一颗定心丸，告诉南京城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不管谁死了，他们的统治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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