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令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由荷兰人单方面宣布的，坤甸港区及附近十海里范围，所有运往坤甸的民用商船一律拦查，载有基本生活物资的船只被要求原路返航，理由是涉及安全审查。
消息传到坤甸市区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上午，市政厅外面聚了一些专门跑短途运输的船主和货商。
赵铁柱站在市政厅一楼大厅的门边听了好一会儿，然后上楼进了办公室。
陈默当时正在桌边看一张从新加坡转来的海图，图上用铅笔勾出了荷兰人在坤甸港外设置的拦截点和巡逻航线。
他们派了三艘巡逻艇，在港区外组成了一道弧形的封锁线。
商船从哪个方向进来都会被拦。
粮食、药品、布料、煤油，全在禁运名单上，连咸鱼都不让进。
林平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俯身看了几秒海图上的勾画：他们想耗。
矿区内的粮食储备还能撑多久？
吴广平从桌角抽出一本账簿翻了几页，手指按在其中一行上：按目前矿区加市区的人口算，口粮存量够用一个半月，药品和煤油更紧，顶多三到四周。
室内的安静持续了片刻。
陈默把海图从桌上拿起来卷好塞进一个纸筒里，放在墙角的文件柜上，动作不急不慢：有华侨商船在想办法绕过封锁。
南洋那边的华人商号有自己的门路，荷兰人拦不住所有船。
先等两天看看。
两天之内，坤甸港外没有一艘船靠岸。
港区的货栈空了半排，码头的缆桩上系着的只有几艘本地的小渔船，船身随着潮水的涨落轻轻摇晃。
码头上的人比平时少了一些，偶尔有人站在栈桥尽头往海面上看一会儿，海面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灰蓝色的海水延伸出去和天空融成一线，偶尔有一只海鸟低低地掠过水面。
第三天清晨，码头值夜的人发现一艘吃水很深的商船正在缓缓驶入港区。
船体比本地常见的货船大了一圈，船头涂着暗红色的漆，烟囱冒着灰色的烟。
甲板上站了几个人，穿着普通的水手服，朝岸上挥手。
船靠岸之后缆绳扔过来系在桩上，舱盖掀开，里面码着成袋的大米、成捆的布料、煤油桶和几只贴着药房标签的木箱。
货主从驾驶室里出来，是个穿短褂的中年人，下巴上有一道旧疤，自称姓程，是从新加坡过来的，说南洋的华商凑了一条船，听说这边缺东西。
卸货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大米袋一袋一袋从舱口递出来码在栈桥上，煤油桶滚着上岸被接住立稳，药箱两只两只地抬上岸。
赵铁柱蹲在码头上用铅笔在纸上记着数，每卸完一类就在记录上画一道。
卸完货之后程姓船主站在岸边跟林平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南洋那边的几个商会正在联络更多船主，同样的航线会陆续有船过来。
第四天上午第二艘船进了港。
装载的是铁皮桶装的咸鱼、几捆缆绳和几袋绿豆。
第五天下午第三艘船也到了，这次的物资更多一些，除了粮食和布匹，还有几箱火柴和蜡烛，以及两大桶食用油。
码头上的人开始习惯这种节奏了，每天有人值班等着接船，船一靠岸就有人上前搭话、登记物资、组织卸货搬进仓库。
荷兰人在海上拦截了几天没有结果之后，巡逻艇的出现频率下降了。
第一周过去之后，拦截动作也变得不如之前那么严密。
又有两艘船顺利进来了，一艘是从巴达维亚过来的，装载的是缝纫机和少量铁钉，另一艘来自槟城，运输的是纸张和文具。
货主之间互相不认识，到岸之后各自卸货结账便离开。
第七天傍晚，一艘来自香港的货轮靠了岸，卸下了几只铁皮箱。
铁皮箱没有被搬进市政厅的仓库，而是由陈默直接带人送到了市区东面的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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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坤甸市区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上午，市政厅外面聚了一些专门跑短途运输的船主和货商。
赵铁柱站在市政厅一楼大厅的门边听了好一会儿，然后上楼进了办公室。
陈默当时正在桌边看一张从新加坡转来的海图，图上用铅笔勾出了荷兰人在坤甸港外设置的拦截点和巡逻航线。
他们派了三艘巡逻艇，在港区外组成了一道弧形的封锁线。
商船从哪个方向进来都会被拦。
粮食、药品、布料、煤油，全在禁运名单上，连咸鱼都不让进。
林平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俯身看了几秒海图上的勾画：他们想耗。
矿区内的粮食储备还能撑多久？
吴广平从桌角抽出一本账簿翻了几页，手指按在其中一行上：按目前矿区加市区的人口算，口粮存量够用一个半月，药品和煤油更紧，顶多三到四周。
室内的安静持续了片刻。
陈默把海图从桌上拿起来卷好塞进一个纸筒里，放在墙角的文件柜上，动作不急不慢：有华侨商船在想办法绕过封锁。
南洋那边的华人商号有自己的门路，荷兰人拦不住所有船。
先等两天看看。
两天之内，坤甸港外没有一艘船靠岸。
港区的货栈空了半排，码头的缆桩上系着的只有几艘本地的小渔船，船身随着潮水的涨落轻轻摇晃。
码头上的人比平时少了一些，偶尔有人站在栈桥尽头往海面上看一会儿，海面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灰蓝色的海水延伸出去和天空融成一线，偶尔有一只海鸟低低地掠过水面。
第三天清晨，码头值夜的人发现一艘吃水很深的商船正在缓缓驶入港区。
船体比本地常见的货船大了一圈，船头涂着暗红色的漆，烟囱冒着灰色的烟。
甲板上站了几个人，穿着普通的水手服，朝岸上挥手。
船靠岸之后缆绳扔过来系在桩上，舱盖掀开，里面码着成袋的大米、成捆的布料、煤油桶和几只贴着药房标签的木箱。
货主从驾驶室里出来，是个穿短褂的中年人，下巴上有一道旧疤，自称姓程，是从新加坡过来的，说南洋的华商凑了一条船，听说这边缺东西。
卸货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大米袋一袋一袋从舱口递出来码在栈桥上，煤油桶滚着上岸被接住立稳，药箱两只两只地抬上岸。
赵铁柱蹲在码头上用铅笔在纸上记着数，每卸完一类就在记录上画一道。
卸完货之后程姓船主站在岸边跟林平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南洋那边的几个商会正在联络更多船主，同样的航线会陆续有船过来。
第四天上午第二艘船进了港。
装载的是铁皮桶装的咸鱼、几捆缆绳和几袋绿豆。
第五天下午第三艘船也到了，这次的物资更多一些，除了粮食和布匹，还有几箱火柴和蜡烛，以及两大桶食用油。
码头上的人开始习惯这种节奏了，每天有人值班等着接船，船一靠岸就有人上前搭话、登记物资、组织卸货搬进仓库。
荷兰人在海上拦截了几天没有结果之后，巡逻艇的出现频率下降了。
第一周过去之后，拦截动作也变得不如之前那么严密。
又有两艘船顺利进来了，一艘是从巴达维亚过来的，装载的是缝纫机和少量铁钉，另一艘来自槟城，运输的是纸张和文具。
货主之间互相不认识，到岸之后各自卸货结账便离开。
第七天傍晚，一艘来自香港的货轮靠了岸，卸下了几只铁皮箱。
铁皮箱没有被搬进市政厅的仓库，而是由陈默直接带人送到了市区东面的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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