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
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含无名但有实的县级区划），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
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
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
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
州县之俸薪几何？
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
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
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
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
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
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
然后……
内阁首辅刘鸿训认为疏中“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朝廷里没有这种事。
崇祯帝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接着，皇帝让韩一良把“纳贿”的事解释清楚，参与的都有谁？
韩一良抓瞎了。
他只好说我的奏疏上已经写了“风闻”一词，谁是腐拜分子我真不知道。
崇祯又研究了一遍奏疏，发现了突破口。
他问，是谁给你送了五百两银子。
这个……韩一良死活不肯回答。
最后他就被革职为民，回家养老去了。
内阁首辅刘鸿训的结局比韩一良还惨一点，以后再说。
常例，已经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
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
他们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
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
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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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
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含无名但有实的县级区划），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
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
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
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
州县之俸薪几何？
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
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
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
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
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
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
然后……
内阁首辅刘鸿训认为疏中“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朝廷里没有这种事。
崇祯帝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接着，皇帝让韩一良把“纳贿”的事解释清楚，参与的都有谁？
韩一良抓瞎了。
他只好说我的奏疏上已经写了“风闻”一词，谁是腐拜分子我真不知道。
崇祯又研究了一遍奏疏，发现了突破口。
他问，是谁给你送了五百两银子。
这个……韩一良死活不肯回答。
最后他就被革职为民，回家养老去了。
内阁首辅刘鸿训的结局比韩一良还惨一点，以后再说。
常例，已经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
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
他们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
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
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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