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
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
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
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摸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颤。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
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
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
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
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
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
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
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
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
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
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
那些“革命群众”不值得辩论。
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
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
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
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
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
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
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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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
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
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
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摸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颤。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
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
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
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
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
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
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
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
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
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
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
那些“革命群众”不值得辩论。
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
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
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
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
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
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
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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