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张英才头一回跟路队走时天黑的那道山岭上,月亮出来了。

孙四海站在山梁上不动,等张英才跟上来后,就说:“李子在那边树上,被一群狼围着。”张英才一看,那棵黑黝黝的木梓树上,果然有李子嘶哑的哭声,树下有十几对绿莹莹的狼眼睛。

孙四海吩咐张英才,看准路后,两人大叫着往那树下冲,千万不能停,然后迅速爬上树去,等余校长和邓有梅来。

说着,孙四海大叫:“李子——别怕一我来了!”张英才有些怕,不知叫什么好,嘴里哇哇地乱出一些声来,狼群吓得往后退了些,他们趁机爬上木梓树。

孙四海一把将李子搂在怀里,李子没哭,他自己先哭起来。

狼群又将木梓树围起来,但只过了半个小时,就被余校长带来的一大群人撵跑了。

回到学校,已是后半夜。

孙四海不肯去睡,谁劝也没用,一个人坐在旗杆下吹着笛子,一个个音符流得非常慢非常缓,沉沉地,苍凉得很,一如悼念谁或送别谁。

张英才早上起来,看见操场上到处是焦黑的纸灰,他拣起一张没烧完的纸片一看,是中学课本。

孙四海仍坐在旗杆下吹笛子,从笛孔里流出一点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小块殷红。

余校长坐在自己屋门口抽着烟,不远的山坡上,邓有梅双手掩面,躺在枯草丛中,都是一夜未眠。

晨风瑟瑟,初霜铺在山野上,褪得发白的国旗,被衬出一种别样风采。

张英才对余校长他们说:“我是今天第一次听懂了国歌。”他这话含有多层意思,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搞的这场恶作剧很悔恨。

他不敢说明白了,只想找机会报答一下,作一种补救。

晚上,他将自己上山后的听见所闻,如升国旗、降国旗、李子的作文、余校长家的十几个孩子、以及孙四海仅有的一次疏忽就能使学生遭到危险等,写成一篇文章叫《大山·小学·国旗》,又亲自下山送到邮局,寄给了省报。

在门口正好和跑界岭这条线的邮递员走对了面,邮递员交给他一封信,又是姚燕的情意绵绵的话写了几页纸,他没读完就塞进口袋里。

心里一点谈情说爱的兴趣也没有。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文教站的会计领来一个陌生人,说是省教委下来搞落榜高中毕业生情况调查的;要和张英才好好谈谈,会计将这人扔下,自己回去了。

那人自称姓王,张英才见他年纪较大,就喊他王科长。

王科长和他谈得很少,却老爱往教室和学生中钻,还逐个同余校长、邓有梅谈了话,张英才问起谈了些什么,他们都说只是拉拉家常。

有一次王科长竟跑进明爱芬的房里,余校长发现得快,硬将他拉出来。

第二天中午王科长不见人影,张英才以为他不辞而别,不料到天黑后又回了,说是下面垸里去看看风土人情。

王科长最喜欢看学校升国旗、降国旗,每到这个时候,就拿着照像机按个不停,一点也不疼惜胶卷。

到了第三天下午,又逢星期六,王科长跟着孙四海的路队绕了一大圈,回来后才说了实话。

王科长不是省教委的,而是省报高级记者,报社收到张英才的稿件后,非常激动,就派他下来核实。

大家开始改口叫他王记者。

王记者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那篇文章每一点都是真实的。

还说那篇文章一个星期以内就可以见报,要发头版头条,还要配编者按和照片。

刚好王记者走后的第七天,县教委、宣传部的人在张英才的舅舅的陪同下,亲自将报纸送上山来,声称张英才和界岭小学为全县教育事业争了光,在省报这么显要的位置发这么大一篇文章是从未有过的。

张英才接过报纸,发现文章不是发在头条位置,那个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

界岭小学的文章排在这篇文章后面,编者按和照片倒是都有。

照片印得非常好。

余校长抓着旗绳的大骨节的手,横吹笛子的邓有梅和孙四海,打着赤脚、披着余校长的破褂子、站在满地霜花中的志儿,趴在几块土砖搭起的木板上做作业的李子,以及围在桌边吃饭的一群小学生,这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余校长看了照片直惋惜:“要知道报纸上要登这些,说什么也得帮他们整理整理。”

县里来的人在山上呆了两天,走之前问有什么要求没有。

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都说希望能拨点钱,添置一些课桌课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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