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方式不是比严厉“拒绝”还要好吗？
还有一次，我应邀做客，主人指啤酒为汽水，举杯向我表示礼敬，我不明言拒绝，以茶“代”酒向大家回敬，并且借此机会说明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
如此一来，餐会气氛不致尴尬，大家也能从中得到佛法的受益，岂不妙哉！
在云游行脚时，所遇到的偶发事件不胜枚举，但只要抱持一颗灵巧的慧心，以其他方式来“代替拒绝”，都能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
像有一次，信徒临时起意，带我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却发现手边没带礼物，我以好话来“代替”，没想到对方竟因为这一席话而感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还有一次，住在桃园的道友带我去慈湖谒陵，手边没有鲜花，我们以诵经来“代替”，护卫的宪兵也十分欢喜地接受。
到大陆弘法时，导游带我们到北京的孙中山衣冠塚前致意，我们以一曲《孙中山纪念歌》表示礼敬。
后来参观西湖的岳飞庙，我们又齐声高唱《满江红》，这些“代替”的方式让当地的地陪人员，包括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萧秉权先生在内，都耳目一新，同感惊喜。
随着弘法的脚步越加拓宽，信徒日益增加，送来的礼品堆积如山，这是我心中最不欢喜的事情，但自忖信徒也是基于供养三宝的诚意，实不忍难色“拒绝”，所以我想到一个“代替”的方法，凡收到红包，我言明会代为转给常住；凡收到礼品，我也立刻交代侍者交由常住处理。
信徒目睹，下一次就不会再送给我个人，而知道要直接捐赠给寺院道场，这样一来，我乐得无事，对于僧信二众来说，也是一种最好的身教。
承蒙社会各界及民间团体的青睐，经常邀请我出来举办公益活动，其实佛光山本身的弘法事业也是十方来十方去，社会大众若能集合群力，必能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我总是提议大家一起来。
现在社会上所谓合办、承办、协办的风气鼎盛，虽不敢说是自己首开先河，但是在推动上应有助成之功。
所以直言“拒绝”即使有再好的理由，都是下下之策，若能以积极的方式“代替消极的拒绝”，才是自利利他之道。
“代替拒绝”不是简单的表面功夫，必须打从心里先不要有抗拒、排斥的念头，从而平心静气面对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切忌鲁莽行事，迁怒别人。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初到宜兰弘法，一位姓郑的警察专门和我为难，我讲经说法，他要我向他报备注册，否则不准开讲；我罄其所有，买了一台日制幻灯机作为教学道具，又忍痛被他没收。
总之，这样也不可，那样也不行，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宜兰县警察局分局长前来向我商借“宜兰念佛会”，作为警察甄试的考场，我一口答应，给予种种方便，后来他得知属下对我们诸般为难，第二天，就将这位郑姓警员调职，从此我们的弘法工作逐渐进入佳境。
十多年前出国弘法，经常遇到海关人员的刁难，他们把行李一一撬开检查不说，还东问西问，有一句答得不好，又得到另一处接受调查，往往在海关待上半天还出不来。
如是数次之后，我想自己应该主动出击，避免别人的“拒绝”，因此学了几句英文，每次一到海关，就先面带微笑和大家打招呼，“hello！”“how a
e you？”“good eve
i
g！”“tha
k you！”不绝于口。
果然，通关时就顺利多了。
“拒绝”不好的后果，必须先用好因好缘来“代替”；“拒绝”积弊已久的问题，则应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代替”。
诸佛菩萨及高僧大德们最会利用各种善巧方便来“代替拒绝”，像《法华经》中，释迦牟尼佛不从否定上教人“拒绝”贪爱邪见，而“代”之以三乘教法；《净名经》中，维摩诘大士不从消极上教人“拒绝”世俗之乐，而“代”之以法乐的施化。
提婆菩萨亲近信奉邪道的南天竺王，以参政辅佐来“代替”一般行者“拒绝”、轻视的态度，结果举国人民皆被度化；盘硅禅师收留人人唾弃的小偷，以爱心“代替”一般人“拒绝”、默摈的态度，结果使得佛门多了一位龙象。
每次披览圣典，读到古圣先贤慈悲度众的史迹，都令我感动涕零，后来我自己收徒度众，更深深感受到“代替”法门的无限妙用。
记得过去我担任佛学院院长时，曾有学生请求不要那么早起床、就寝，希望能有多一点时间念书，我自忖有理，立刻改良传统的课诵程序，将早课、晚课的时间缩短，这种“代替拒绝”的方式既不会动辄改变校规，又能满足学生合理的要求，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
此后学生们心里有事情，都欢喜找我诉说，而我也从中得知学生的学习状况，彼此坦然相处，其乐融融。
有些学生读书读了半学期，兴起回家的念头，要求请假一个星期，我告诉他：“一星期太短了，我帮你请一个月的假，回家看看父母。”结果他们往往十天不到就回来继续学业，从此不再恋家，而家长们看到儿女们在这里生活正常，而且变得更孝顺，更乖巧，自然也很放心地把子女交给我们。
有些青年男女抱持安贫乐道、弘法利生的理想来山学佛，但由于和来自不同环境背景的同学们格格不入，无法共处，因而萌生去意，他们前来找我，说道：“我实在很喜欢佛光山，舍不得离开，但是到佛学院念书又不习惯，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们：“佛光山有很多路可以走，你可以从事教育、文化、弘法、慈善的工作，不一定要读书。”后来这些人很欢喜地留在常住做事，奉献心力，表现得可圈可点。
有些弟子在好几个单位都无法适任，已经到了调无可调的地步，他们前来找我的时候，我总是请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工作地点，并且为他们从中斡旋，让他们如愿以偿。
由于我不轻易“拒绝”，而肯给予机会，结果他们大都能安住身心，勤奋办道。
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对于一些行不通的事情，不一定要“拒绝”，如果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为对方多一点设想，给予“代替”的方法，让他们自由选择，往往可以获得圆满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我也很少正面“拒绝”点破，而“代”之以启发的方式，给予徒众一些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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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我应邀做客，主人指啤酒为汽水，举杯向我表示礼敬，我不明言拒绝，以茶“代”酒向大家回敬，并且借此机会说明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
如此一来，餐会气氛不致尴尬，大家也能从中得到佛法的受益，岂不妙哉！
在云游行脚时，所遇到的偶发事件不胜枚举，但只要抱持一颗灵巧的慧心，以其他方式来“代替拒绝”，都能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
像有一次，信徒临时起意，带我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却发现手边没带礼物，我以好话来“代替”，没想到对方竟因为这一席话而感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还有一次，住在桃园的道友带我去慈湖谒陵，手边没有鲜花，我们以诵经来“代替”，护卫的宪兵也十分欢喜地接受。
到大陆弘法时，导游带我们到北京的孙中山衣冠塚前致意，我们以一曲《孙中山纪念歌》表示礼敬。
后来参观西湖的岳飞庙，我们又齐声高唱《满江红》，这些“代替”的方式让当地的地陪人员，包括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萧秉权先生在内，都耳目一新，同感惊喜。
随着弘法的脚步越加拓宽，信徒日益增加，送来的礼品堆积如山，这是我心中最不欢喜的事情，但自忖信徒也是基于供养三宝的诚意，实不忍难色“拒绝”，所以我想到一个“代替”的方法，凡收到红包，我言明会代为转给常住；凡收到礼品，我也立刻交代侍者交由常住处理。
信徒目睹，下一次就不会再送给我个人，而知道要直接捐赠给寺院道场，这样一来，我乐得无事，对于僧信二众来说，也是一种最好的身教。
承蒙社会各界及民间团体的青睐，经常邀请我出来举办公益活动，其实佛光山本身的弘法事业也是十方来十方去，社会大众若能集合群力，必能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我总是提议大家一起来。
现在社会上所谓合办、承办、协办的风气鼎盛，虽不敢说是自己首开先河，但是在推动上应有助成之功。
所以直言“拒绝”即使有再好的理由，都是下下之策，若能以积极的方式“代替消极的拒绝”，才是自利利他之道。
“代替拒绝”不是简单的表面功夫，必须打从心里先不要有抗拒、排斥的念头，从而平心静气面对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切忌鲁莽行事，迁怒别人。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初到宜兰弘法，一位姓郑的警察专门和我为难，我讲经说法，他要我向他报备注册，否则不准开讲；我罄其所有，买了一台日制幻灯机作为教学道具，又忍痛被他没收。
总之，这样也不可，那样也不行，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宜兰县警察局分局长前来向我商借“宜兰念佛会”，作为警察甄试的考场，我一口答应，给予种种方便，后来他得知属下对我们诸般为难，第二天，就将这位郑姓警员调职，从此我们的弘法工作逐渐进入佳境。
十多年前出国弘法，经常遇到海关人员的刁难，他们把行李一一撬开检查不说，还东问西问，有一句答得不好，又得到另一处接受调查，往往在海关待上半天还出不来。
如是数次之后，我想自己应该主动出击，避免别人的“拒绝”，因此学了几句英文，每次一到海关，就先面带微笑和大家打招呼，“hello！”“ho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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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通关时就顺利多了。
“拒绝”不好的后果，必须先用好因好缘来“代替”；“拒绝”积弊已久的问题，则应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代替”。
诸佛菩萨及高僧大德们最会利用各种善巧方便来“代替拒绝”，像《法华经》中，释迦牟尼佛不从否定上教人“拒绝”贪爱邪见，而“代”之以三乘教法；《净名经》中，维摩诘大士不从消极上教人“拒绝”世俗之乐，而“代”之以法乐的施化。
提婆菩萨亲近信奉邪道的南天竺王，以参政辅佐来“代替”一般行者“拒绝”、轻视的态度，结果举国人民皆被度化；盘硅禅师收留人人唾弃的小偷，以爱心“代替”一般人“拒绝”、默摈的态度，结果使得佛门多了一位龙象。
每次披览圣典，读到古圣先贤慈悲度众的史迹，都令我感动涕零，后来我自己收徒度众，更深深感受到“代替”法门的无限妙用。
记得过去我担任佛学院院长时，曾有学生请求不要那么早起床、就寝，希望能有多一点时间念书，我自忖有理，立刻改良传统的课诵程序，将早课、晚课的时间缩短，这种“代替拒绝”的方式既不会动辄改变校规，又能满足学生合理的要求，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
此后学生们心里有事情，都欢喜找我诉说，而我也从中得知学生的学习状况，彼此坦然相处，其乐融融。
有些学生读书读了半学期，兴起回家的念头，要求请假一个星期，我告诉他：“一星期太短了，我帮你请一个月的假，回家看看父母。”结果他们往往十天不到就回来继续学业，从此不再恋家，而家长们看到儿女们在这里生活正常，而且变得更孝顺，更乖巧，自然也很放心地把子女交给我们。
有些青年男女抱持安贫乐道、弘法利生的理想来山学佛，但由于和来自不同环境背景的同学们格格不入，无法共处，因而萌生去意，他们前来找我，说道：“我实在很喜欢佛光山，舍不得离开，但是到佛学院念书又不习惯，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们：“佛光山有很多路可以走，你可以从事教育、文化、弘法、慈善的工作，不一定要读书。”后来这些人很欢喜地留在常住做事，奉献心力，表现得可圈可点。
有些弟子在好几个单位都无法适任，已经到了调无可调的地步，他们前来找我的时候，我总是请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工作地点，并且为他们从中斡旋，让他们如愿以偿。
由于我不轻易“拒绝”，而肯给予机会，结果他们大都能安住身心，勤奋办道。
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对于一些行不通的事情，不一定要“拒绝”，如果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为对方多一点设想，给予“代替”的方法，让他们自由选择，往往可以获得圆满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我也很少正面“拒绝”点破，而“代”之以启发的方式，给予徒众一些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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